最近，倭国外相川口顺子公开要求中国修订历史教科书，要求中国对抗日战争中描述“不恰当”的部分予以修正。尽管川口顺子没有详尽罗列具体的细节，但有关《田中奏折》（现在倭国一般称之为“田中上奏文”）的问题，必会列入清单。《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成为二十世纪中日关系史上一桩最著名的历史公案，围绕其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至今未有定论。
　　

　　吉林发现70多年前的出版物，其中记录了《田中奏折》全文

　　笔者初次接触《田中奏折》真伪问题，是在三年前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中国某著名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赴日讲学，提及中国的学者正对《田中奏折》展开新一轮研究这一动态。出乎意料的是，笔者的大学院指导教授，突然站起来要求作补充发言。这位老先生是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也是倭国左翼力量的一份子，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超乎寻常的严厉。他说：“《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不仅你们中国的学者在做，我们倭国的学者也很投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倭国学者已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份‘上奏文’是伪照的，偏偏中国方面不肯正视这个现实，怀疑倭国学者的学术良心，这是非常遗憾的。作为学者，在揭露战争罪恶方面我们倭国的学者确实是在努力，但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不能将伪照的历史留给后人，这也是作为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良心”。
　　

　　吉林发现70多年前的出版物，其中记录了《田中奏折》全文

　　老先生说得很动情，这也激发了笔者对《田中奏折》问题的浓厚兴趣。中国学者刘济桐先生撰过长文，详细介绍《田中奏折》真伪之争，他是从中国的观察视角来切入话题，介绍中国方面的观点多了一些。在此，笔者就《田中奏折》问题的一些倭国方面的论证包括最新研究进展等作个简单归纳，希冀对这一历史公案能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一

　　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田中奏折》出台的来龙去脉。1929年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魂之倭国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在这里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里明确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倭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已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异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这份奏折，全面披露了倭国政府侵略中国的详细战略，暴露了其征服世界的勃勃野心。而“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段文字早已载入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成为倭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典型象征。

　　《田中奏折》的问世，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当时倭国的政界要员纷纷出面予以否认。二战结束后，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倭国政坛的一些关键人物仍坚持称，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确实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倭国的学者则指出：这份奏折在奏程上不符合倭国的格式，而且一些问题表述得不伦不类，不应该出现在上奏天皇这种正式奏折中。历史学家秦郁彦在《追踪昭和历史的秘密》一书中，更是详细地罗列了奏折中的史实错误：

　　第一，奏折称田中义一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而事实上田中义一上海遭刺是在马尼拉的归途中。对于这样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当事人在上奏文中写错应该是可能性极小的。 第二，奏折中称大正天皇与山县有朋等人商谈9国条约的执行问题，而事实上在9国条约签字前山县已经去世。 第三，关于中国政府铺设吉海铁道问题。事实上吉海铁道的开设是在昭和4年5月，上奏的时期是昭和2年，也就是说，奏折是予知了2年后发生的事情。

　　秦郁彦还列举了其他一些根本史实的错误，最后认定这份奏折是伪照的。尽管《田中奏折》有10多种的中国语版本，还包括英文版、德语版等，但《田中奏折》的日文原件，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也是倭国学者集中置疑的一个地方。对主张奏折真实性的学者来说，有两种解释： 一是毁于战火。1945年的美军东京大空袭，曾将皇宫作为重要的轰炸目标，当时宫内烧死50余人，文书典章损失惨重，奏折原稿也可能毁于空袭。

　　二是倭国统治当局为销毁罪状故意烧毁文书。倭国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美军8月30日东京登陆，这半个月内倭国各级政府拼命烧毁文件，政府大厦顶上一直浓烟滚滚。这两种解释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历史事实不是推测，未能发现奏折原件，终究无法令公案有个明确的交待。倭国学者另一处集中置疑的地方便是《田中奏折》流出曝光的过程。中国方面透露文件是通过台湾籍富商蔡智堪抄自倭国皇家书库。倭国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台湾商人象007那样闯入戒备森严的皇宫，在书库中躲藏两个晚上，抄下即便是中译文也要25页的文件，这总觉得象是个传奇而非真实的故事。【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环球热讯社区[url]http://bbs.hqhot.com[/url]】原贴网址[url]http://bbs.hqhot.com/viewthread.php?tid=118457[/url]

围绕着这一系列的疑点，倭国学者花了不少研究精力，早在1965年，倭国学者江口圭一、桥川文三分别在《人物往来》、《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倭国各派对《田中奏折》的认识，并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方面，碍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竭力捍卫《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界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也发出不同的声音，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田中奏折探隐集》，收录了一批有关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也可以说是这一公案的直接当事人王家桢，从1983年到1984年逝世，曾多次发表证言，坚持认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存在，不是臆说更不是伪照。王家桢的坚定“表态”，令奏折的真伪问题更显扑朔迷离。

　　二

　　《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新进展、新解说不断涌现。1999年9月7日倭国《产经新闻》朝刊发表文章，提出《田中奏折》系前苏联情报机关的“杰作”这一惊人的解释。《产经新闻》在倭国是相当著名的右翼报纸，刊登这样的文章，是否有其深层的动机有待论考，但作为一家之言，其拿出的历史论据，是否经得起检证，这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产经新闻》的报道称：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的1940年，曾经向《第四国际》这本杂志投稿，在这份遗稿中，留下了关于《田中奏折》最珍贵的证言。托洛茨基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劲敌，在列宁逝世后遭到斯大林的无情清洗，被迫逃亡国外，但在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他作为苏维埃的重要领导人,接触到最机密的文件是完全可能的。据托洛茨基介绍，1925年夏天前后，当时苏维埃的情报机关头子捷尔任斯基汇报说：东京方面的特工送来绝密的文件。其内容是倭国为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同时也设想了与美国作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一方案亦得到天皇的认可。

　　当时，托洛茨基表示：仅仅凭这份文书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再说天皇没有直接的署名。但这份文件因透彻地暴露了倭国的好战性和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当时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政治局会议采用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即如果苏联公布这一文件，容易遭世界舆论的怀疑，因此，可以通过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有意识地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媒体。

　　所谓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据推测应该是指美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人士。据美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记载，当时美国共*产*党积极准备，邀请在美国活动的倭国共*产*党成员着手文件的倭国语翻译，从这里也可以推断《田中奏折》的确没有倭国版的原稿。

　　以上的分析导出的结论是：苏联情报机关在1925年左右通过潜伏于倭国的特工，从外务省盗取出有关倭国未来帝国战略的重要内部文件。《田中奏折》就是以这些盗出的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组装和编辑，在1927年以田中义一首相署名的上奏文形式推向全世界的。

　　三

　　《产经新闻》的报道是否有助于《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最终解决，这还有待时间来考察。笔者认为，围绕《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争论，中日两国都有意无意地夹杂了一些现实政治的操作成分，这无疑增加了辨别历史真实的难度。现在倭国有一批右翼学者在《田中奏折》上大做文章，希望借此突破口，摧毁中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布下的严密阵墙。但诚如《产经新闻》的报道也承认的那样，即便《田中奏折》是伪照，但其伪照的底本依旧是从倭国外务省盗取出来的机密文件，也就是说，倭国欲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构想的确存在，其帝国战略的流程，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是一部《田中奏折》的真伪所能左右的。还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回忆录中透露，他曾当面向田中义一查问奏折的情况，田中回答说：“非出本意”，就是说，这份奏折并非田中本人之意，当然也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奏折的内容的确是反映了倭国的帝国战略，是客观存在的，这点田中本人并不否认。

　　中国的学者，对《田中奏折》真实性持肯定态度的居多，这里有抗衡倭国右翼的合理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自我独善、排除了与倭国一些正直学者间正常学术探讨的可能性，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中国学者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论调是：倭国在1927年之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的步骤和事实，都与《田中奏折》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因此，从结果来看，否认《田中奏折》毫无道理。但从结果的有效性来反证《田中奏折》，其论证方式还是有一定问题的。事实上，倭国的帝国扩张战略，不仅仅体现于《田中奏折》，100年前的1823年，佐藤信渊就炮制了《宇内混同秘策》，指出倭国如欲角逐天下，则必先占领中国。之后的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再加上山县有朋1890年的《施政方略》等等，这些都已确定了倭国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仅凭《田中奏折》的予想吻合于倭国帝国的发展轨迹就断定其真实性，总有某种说服力不足之嫌。另外，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倭国战犯时，也提及《田中奏折》，后因证据不足而未加采用。中国学者断定这是美国纵容倭国战犯，出于美国本国的最高利益的考虑等等，对这些问题，现在看来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总之，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无论《田中奏折》真伪如何，倭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倭国军国义的罪恶历史，也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的官方教科书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明智之举，最新的教科书在介绍《田中奏折》时，特意在脚注中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并提及到奏折的真伪这一敏感问题。在教科书的正文中，指明《田中奏折》最早发表于1929年中国的某家新闻，这里没有绝对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存在，而以 “存在这样一种说法”的委婉语调对这一事实进行客观表述。应当说，如果中日双方都能抱着客观冷静的治史态度，那么，揭开《田中奏折》公案之谜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遥远。

围绕着这一系列的疑点，倭国学者花了不少研究精力，早在1965年，倭国学者江口圭一、桥川文三分别在《人物往来》、《中国》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倭国各派对《田中奏折》的认识，并分析《田中奏折》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方面，碍于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竭力捍卫《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界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也发出不同的声音，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田中奏折探隐集》，收录了一批有关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田中奏折》中译本的组织者、也可以说是这一公案的直接当事人王家桢，从1983年到1984年逝世，曾多次发表证言，坚持认定《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存在，不是臆说更不是伪照。王家桢的坚定“表态”，令奏折的真伪问题更显扑朔迷离。

　　二

　　《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新进展、新解说不断涌现。1999年9月7日倭国《产经新闻》朝刊发表文章，提出《田中奏折》系前苏联情报机关的“杰作”这一惊人的解释。《产经新闻》在倭国是相当著名的右翼报纸，刊登这样的文章，是否有其深层的动机有待论考，但作为一家之言，其拿出的历史论据，是否经得起检证，这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产经新闻》的报道称：托洛茨基在被暗杀前的1940年，曾经向《第四国际》这本杂志投稿，在这份遗稿中，留下了关于《田中奏折》最珍贵的证言。托洛茨基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劲敌，在列宁逝世后遭到斯大林的无情清洗，被迫逃亡国外，但在20世纪20年代前中期，他作为苏维埃的重要领导人,接触到最机密的文件是完全可能的。据托洛茨基介绍，1925年夏天前后，当时苏维埃的情报机关头子捷尔任斯基汇报说：东京方面的特工送来绝密的文件。其内容是倭国为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同时也设想了与美国作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一方案亦得到天皇的认可。

　　当时，托洛茨基表示：仅仅凭这份文书是不可能引发战争的，再说天皇没有直接的署名。但这份文件因透彻地暴露了倭国的好战性和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当时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重要政治议题。政治局会议采用了托洛茨基的提案：即如果苏联公布这一文件，容易遭世界舆论的怀疑，因此，可以通过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有意识地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媒体。

　　所谓美国国内的苏联友人，据推测应该是指美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左翼人士。据美国共*产*党的内部文件记载，当时美国共*产*党积极准备，邀请在美国活动的倭国共*产*党成员着手文件的倭国语翻译，从这里也可以推断《田中奏折》的确没有倭国版的原稿。

　　以上的分析导出的结论是：苏联情报机关在1925年左右通过潜伏于倭国的特工，从外务省盗取出有关倭国未来帝国战略的重要内部文件。《田中奏折》就是以这些盗出的内部文件为底稿，加以组装和编辑，在1927年以田中义一首相署名的上奏文形式推向全世界的。

　　三

　　《产经新闻》的报道是否有助于《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最终解决，这还有待时间来考察。笔者认为，围绕《田中奏折》真伪问题的争论，中日两国都有意无意地夹杂了一些现实政治的操作成分，这无疑增加了辨别历史真实的难度。现在倭国有一批右翼学者在《田中奏折》上大做文章，希望借此突破口，摧毁中国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布下的严密阵墙。但诚如《产经新闻》的报道也承认的那样，即便《田中奏折》是伪照，但其伪照的底本依旧是从倭国外务省盗取出来的机密文件，也就是说，倭国欲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构想的确存在，其帝国战略的流程，其犯下的滔天罪行，不是一部《田中奏折》的真伪所能左右的。还有一个事实值得一提：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回忆录中透露，他曾当面向田中义一查问奏折的情况，田中回答说：“非出本意”，就是说，这份奏折并非田中本人之意，当然也不是出自他的手笔，但奏折的内容的确是反映了倭国的帝国战略，是客观存在的，这点田中本人并不否认。

　　中国的学者，对《田中奏折》真实性持肯定态度的居多，这里有抗衡倭国右翼的合理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自我独善、排除了与倭国一些正直学者间正常学术探讨的可能性，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中国学者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论调是：倭国在1927年之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的步骤和事实，都与《田中奏折》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因此，从结果来看，否认《田中奏折》毫无道理。但从结果的有效性来反证《田中奏折》，其论证方式还是有一定问题的。事实上，倭国的帝国扩张战略，不仅仅体现于《田中奏折》，100年前的1823年，佐藤信渊就炮制了《宇内混同秘策》，指出倭国如欲角逐天下，则必先占领中国。之后的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再加上山县有朋1890年的《施政方略》等等，这些都已确定了倭国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仅凭《田中奏折》的予想吻合于倭国帝国的发展轨迹就断定其真实性，总有某种说服力不足之嫌。另外，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倭国战犯时，也提及《田中奏折》，后因证据不足而未加采用。中国学者断定这是美国纵容倭国战犯，出于美国本国的最高利益的考虑等等，对这些问题，现在看来还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总之，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无论《田中奏折》真伪如何，倭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征服世界的基本国策，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倭国军国义的罪恶历史，也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的官方教科书对此也采取了一系列明智之举，最新的教科书在介绍《田中奏折》时，特意在脚注中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并提及到奏折的真伪这一敏感问题。在教科书的正文中，指明《田中奏折》最早发表于1929年中国的某家新闻，这里没有绝对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存在，而以 “存在这样一种说法”的委婉语调对这一事实进行客观表述。应当说，如果中日双方都能抱着客观冷静的治史态度，那么，揭开《田中奏折》公案之谜的日子，应该不会太遥远。

田中奏折》是确确实实存在，不是臆说更不是伪照。王家桢的坚定“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