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后果》一书。该书作者为30年代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和劳工问题专家洛文（Lewis Letovsky Lorwin，1883-1970），他是一位坚持民主观点、主张资本主义改良的学者，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他在本书中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法西斯主义做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特别着重研究两者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区别。对于轴心国获胜的后果如何严重，作者在“如果纳粹获胜”一篇中作了极为准确的预言，战后为缴获的德国外交和财政文件所证实。本书对于研究二战经济、外交和政治史都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中、英文版本现均已稀见，现根据程希孟先生1944年译本重新整理，发布于此，以飨二战同好。由于篇幅所限，故暂先摘录与纳粹德国经济有关的部分，包括第二章“纳粹德国的经济组织与政策”、第三章“德国的新帝国主义”（此二章日后登出），及第三部分“如果纳粹胜利”的第七至十二章，采取连载的方式，各章节分段标题都以原书为准。



  

“欧洲新秩序”


有一段时期，纳粹宣称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品”，意思是说纳粹制度只限用于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这类声明的用意是要使世界相信，纳粹不会向别国宣传、更不会强迫别的民族接受纳粹的思想，这些声明的虚伪性不待大战爆发即以显然。纳粹体系专为“主宰民族”之利益而设是无可置疑的事，但是，为确保他们自己的统治，纳粹必须将别的国家与纳粹的政策和目的“互相协调”。纳粹主义虽然不是一种“出口品”，但却是一种强迫别国变成德意志帝国政治和经济扩张工具的方法。至于“协调”应施行到什么程度，应在生活的哪些方面施行，则全看纳粹在其欧洲和世界规划中替各个国家派定的地位与任务而定。纳粹宣称必须使欧洲“化零为整”，必须建立“新秩序”，这样，德国的纳粹主义已不是一种“国内事件”，而是其他国家和民族必须遵行的生活方式。

在不违背“纯粹德意志主义”神话的程度内，纳粹在别国也宣扬和提倡纳粹思想和政治经济方式，他们只将纳粹主义随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加以推行，例如在法国改称为“法兰西主义”，在布列塔尼（Brittang）改称为“凯尔特主义”（Celtisme）（布列塔尼为法国东北滨海一省，其地人民多属凯尔特人后裔），在意大利则改称为“意大利主义”。这些事实暗示如果纳粹德国胜利，对世界将有何等可怕的后果。这些后果的全部意义，可以从纳粹准备一旦战胜时即在欧洲及世界实行的“新秩序”具体方案中一望而知。在纳粹的世界改造方案中，欧洲占中心地位，因此所谓“欧洲新秩序”是了解纳粹国际观念之钥匙。纳粹深信：他们一旦建立欧洲大陆的统治后，便占有支配世界所需的经济和战略基地。创造了许多纳粹“新方案”的沙赫特博士奉希特勒之命着手拟定战后世界的总方案，德国国民经济部长范克博士于1940年夏季曾经宣称他亦在着手拟定那种总方案，可对希特勒的“新欧洲”做出一些相当准确，相当完备的预测。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和其他纳粹文章中已经充满了纳粹“新欧洲”轮廓的预示：纳粹并不等“战争结束”便改组欧洲，自1939年9月以后，特别是自1940年5月以后，纳粹的官方文告、宣言和国社党及政府要人的半官方性声明更将“新欧洲”的轮廓描画得日益明显。其次，“新欧洲”的轮廓现在正在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纳粹在占领区域所用的各种方法也正是纳粹打算随时发展的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之写照，所以纳粹打算如何在未来的欧洲扮演自己的角色并不完全是一件臆测的事，也不完全是从其声明和宣言演绎出来的预言，他们在欧洲的一切作为明白显示这一点。纳粹在每一占领国的军事行动结束时，立即以全力开始该地的改组。德国陆军铁蹄后面跟随着大批各色各形的行政人员、技术员工及官僚，在这些随军人员背后还有秘密警察的魔手在那里挥动，所以当各占领国中纳粹御用的结构渐渐形成的时候，全世界人士都可看出纳粹“新欧洲”的渐渐呈露的面目。

  

一、从“中欧帝国”到一个德意志式（日耳曼）“新欧洲”

纳粹所依据以改组欧洲的路线并非是全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很久，德国人对于如何组织一个德国支配的欧洲就有过许多讨论，还有各种各色的详细方案出现，其主要目的是将许多国家组织成一个集团，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流域，黑海和近东全包括在内。至于德国领导之下，定名中欧帝国（或集团）。“中欧”集团观念可以追溯17世纪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其后又有两位德国作家即康斯坦丁·法兰兹，和保罗·拉嘉德继起主张，他们认为保证欧洲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成立一个大德意志，其版图应从日德兰半岛的埃姆士河到多瑙河，从波罗的海的默梅尔（Memel）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Triest），从法国的梅兹河到波兰的布格河，其威力应强大得足以“打倒”法俄两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中欧集团”已变为“大德意志运动”，并且以戏剧化的名词称之：“从柏林到巴格达”。1915年，瑙曼（Friedrich Naumann）所著《中欧》（Mitteleuropa）一书更将这个观念弄得举世皆知。瑙曼在该书中设想了一个经济自足的帝国，以德国为领导，德奥两国为主要成员，逐步发展，最后将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中欧、东南欧、直至近东全置于帝国的版图之内。使这些国家打成一片的第一步是建立各国间的贸易互相优待制及关税同盟，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被迫签署停战协定前不久，两国曾在萨尔茨堡签订关税同盟兼贸易同盟协定，但该协定因大战的失败而归于无效。

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下，以德国为主宰的“中欧帝国”那样一类计划当然没有实现的机会。但是一战后中欧和东南欧的经济政治情形一直使列强和国际联盟感觉头痛，为解决多瑙河各国的问题不知举行过多少次国际会议，商讨成立多瑙河流域关税同盟的议论。1931年，德奥两国政府自己起而签订维也纳协定，宣布两国即将开始关税同盟的谈判。法国，小协约国（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及意大利奋起坚决反对，德奥的关税同盟计划乃不得不放弃。

自纳粹在德国上台后，中欧问题的发展变便大不同了。希特勒和他的伙计继承若干德国人数百年一脉相传的见解，拒绝承认那个10世纪到13世纪中叶间威震全欧、盛极一代的神圣罗马帝国是一去不复返的。他们认为神圣罗马帝国所以在日耳曼人统治之下出现，决非偶然的事而只能归功于德意志（日耳曼）种族的品性。既然一切日耳曼人现在仍保有那些先天的特性，纳粹乃号召他们起来再度将莱茵河到黑海的各国团结于德意志统治之下。这个日耳曼化的欧洲之确切疆界是如何，纳粹并未具体说明，但他们关于这一点的主张足使欧洲非日耳曼各民族闻而生忧。

纳粹理论家罗森堡曾说过：“将来的解决办法，不是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没有民族界限的中央欧洲；不是法兰西人和犹太式的泛欧洲；而是建立一个以日耳曼式中央欧洲为主的‘诺迪克’（Nordic，北欧人的）欧洲：由同一个种族构成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为欧洲大陆的中心；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及芬兰为第二个核心，保证东北的安全；以大不列颠保证西部的安全，以及海外那些诺迪克种族的利益”（罗森堡著《二十世纪的神话》，642页，此段引语是德国未对英作战时的话）。

从1933年至1937年间，纳粹对于“日耳曼欧洲”的言论尚加以抑制，但自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成立以后，希特勒的演说和纳粹的作品中重新建立查理曼大帝的日耳曼式帝国之谈论却逾常见。1940年6月法国的崩溃，使纳粹深信实现他们伟大计划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德国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日报》这样写道：“欧洲的改组不再会依照凡尔赛的方式。关于这一点，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德国历史学家）的历史答案是值得重提的。1870年色当攻陷后，一个外国人问兰克：‘拿破仑三世已经打败，而德国仍在作战，究竟是打谁呢？’他的答复是：‘打路易十四。’这个答案在今日依然是对的，因为正在今天，那个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根据，将法兰西的威力普及全欧洲的路易十四时代尚有待于我们去扫清。今天，300年的德国历史正在演到它的一个顶点。从那个分裂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局面中，德国已经脱颖而出，获得新的威力和统一。它如今正有一个历史工作要去完成：取得欧洲支配者和组织者的地位。”（《法兰克福日报》，1940年6月23日）

纳粹方面对于德国战胜后“新欧洲”政治地图的划定有不少拟议，但很显然，这只能是一种试拟。计划的实现要看德国的胜利的程度如何和各国的抵抗如何而定，不过纳粹的图谋是明显而确定的，他们决心扩大第三帝国的领土到最大可能的限度——恢复查理曼帝国的版图。凡他们认为具有日耳曼性格、但已经“丧失”的土地和省份，纳粹都要并入第三帝国内，这一主张已表现于纳粹德国对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丹麦的一部分、比利时的一部分及波兰的西部所实行的吞并和日耳曼化。为实现这种兼并计划，纳粹不仅准备毁灭现存的各国政治结构，并不惜用强迫转移，暴力灭绝，即减低生殖率（强迫男女分居和毁灭家庭生活）等惨无人道的方法，“消除”非日耳曼人口。纳粹的用意是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创造一个日耳曼（德意志）核心以支配四周的地域，希特勒对这个政策有下列阐明：“德国认为扑灭法国只不过是一个手段，是德国民族最后能够在另一地域扩展。现在只有8000万德国人在欧洲。我们外交政策之推行正确，将于百年之后可经证实，那时候将有2.5亿德国人生存在欧洲，并且不会像另一大陆的工厂中无数苦力那样挤在一处，而是作为农夫与工人，其劳动可以互相保证他们的生存。”

如果这个德意志核心的境内或边缘有非日耳曼人密集的各地，纳粹的计划是将它们变作德意志帝国的保护国，1939年3月16日成立的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便是例子。这些保护国可以是“自主的”和“自治的”，但必须“按照第三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利益”而执行其任务。这就是说，德国将在各保护国委派纳粹保安司令或专员，借助于秘密警察的帮助，对各保护国实行监督。除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国外，尚需建立若干保护国，则将依政治需要与经济利益而定。为使他们对欧洲的战略与经济支配臻于完密计，纳粹会在德国的四周建立一圈附庸小国，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完全依赖德国。纳粹也许会如所拟议将法兰西、比利时和荷兰，加以肢解，而成立若干较小的国家，例如佛兰德（比），诺曼底（法），布列塔尼（法），勃艮第（法）等等。即令纳粹不将法比荷分裂为许多小国，他们亦会大大削弱三国，使成为第三帝国的附属地。有军事意识的纳粹领袖，特别注意如何使德国绝不受外国攻入的问题，所以由其赞成建立若干附属国围绕着第三帝国。在“新欧洲体系”中，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许变成纳粹的保护国，也许合并为一个联邦，与第三帝国订立政治与经济协定，受其支配。纳粹预期西班牙与意大利在“新欧洲”体系内居于从属地位。苏联则必须肢解成若干部分，例如乌克兰、高加索，而作为德国支配下的所谓“独立”国。哪些国家应整个并入德国、哪些国家应变为保护国、哪些国家应成为独立国，这全看纳粹认为哪种形态最便于使某一国受纳粹统治或支配而定。可能的话，纳粹愿意在某一地方用压力，威吓，及傀儡政治等惯用方法，施行“间接”统治。从纳粹的观点看，最重要的问题是欧洲的未来经济组织。纳粹理论家们虽然有“政治高于经济”的理论，但就战争需要来说，纳粹德国更重要的愿望在于增加欧洲各被占领国的生产，以求增加德国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在战争当中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将欧洲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纳粹“新欧洲”蓝图中，具有最大意义之处就是他们的这种经济设计。

  

二  欧洲的“大空间经济”

纳粹拟议的欧洲经济结构如“新欧洲”的政治轮廓大同小异，纳粹宣称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进展。在这个“大区域经济”中，欧洲各小国的任务是以德国利益为前提进行它们的农业及工业生产活动。一切经济活动由柏林发动，以柏林为中心，互相关联，构成一个紧密的网，欧洲经济的整个体系将赖这个大网以维系（德国经济部长丰克于1940年7月间的一篇演说中，概述纳粹计划如下：“德国与欧洲各国必须实行密切经济合作，各国的自然条件将决定欧洲的的新经济组织。德国将以战前的和战争中实行成功的方法应用于欧洲改组。其他欧洲各国与德国订立长期协定并计划其生产，可以使其经济与德国市场需要相调谐，可以增加整个的欧洲生产，同时为德国商品在欧洲市场造成更好的条件。”）纳粹替欧洲各国和各地区制定了种种特定的农业与工业方案，及一套一套的贸易与通货计划。这些计划与方案，便是纳粹战后施行的经济体系之要素。

奥地利及其他被并区域：1938年3月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已经完全成为第三帝国本体的一部分。起初奥国工业曾请求柏林允许它采取某种保护性关税措施，以免其遭受较强的德国工业之竞争，但柏林不准其设立关税的要求，仅答应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给若干奥地利工业以某种优待。纳粹称奥地利工业因并入第三帝国而获得的新经济机会大过于他们所恐惧的商业竞争。到1940年春，只有烟草业仍享受保护待遇，而这是由于烟草在原先的奥地利一向享受独占地位。对于其他奥国工业，凡原来在第三帝国实行的法律在奥地利几乎一概有效。在苏德台区、但泽、默默尔、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大多数其他德国直接吞并的地域，情形大体与奥地利一样，只要检讨第三帝国本身的经济发展，便能明白它们的经济结构。

波兰：在德国未加以吞并的波兰地区，纳粹施行的政策在于改变波兰原有的经济结构。为满足德国的需要，纳粹依照他们的四年计划改组波兰的农业，以求增加马铃薯、油料作物、纺织用的织机、烟草及谷物之生产。德国没收了波兰的国有土地及公共团体和犹太人的土地，将这些土地统改成为“德国直接生产的”地产。其余的波兰土地（通常为波兰农民分有，每一农场不到250亩）被纳粹仿照德国农业自治团之办法加以组织，但派有委员监督这类农场的生产。纳粹将波兰以前的200多个独立矿业公司合并改组为国家管理的垄断公司，由德国人开发。波兰的钢铁工业被并入赫尔曼·戈林钢铁工厂（德国四年计划的下属机构），依照戈林的部署所制定的方案加以经营。1939年9月的闪电战已经使20%的波兰工业完全毁灭，70%以上局部破坏，此后毁灭波兰工业的工作进行甚速。波兰的纺织工业不久即以完全消灭，纳粹或是拆毁其机器设备，或将它全部移往德国。波兰各种提炼工业如炼油、炼铁、炼锰、炼锌、炼铜、制盐等均被完全归并于德国企业，以前仰赖进口原料的波兰工厂都被迫停闭了。纳粹这样摧残波兰工业，一半因为原料缺乏而采取临时的措施，一半因为要消灭一切足与德国工业竞争的波兰企业。

斯洛伐克：纳粹虽然给斯洛伐克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地位，但在对德的经济关系上，他们替斯洛伐克布置好了一个十足的殖民地角色。斯洛伐克将继续作为第三帝国农业腹地，而它的忠顺执行命令，似乎博得德国的赞赏。所以1940年5月26日的《法兰克福日报》这样说：“斯洛伐克知道小心避免建立足以与德国及波-摩保护国相竞争之工业，因为那种工业决不能存在。斯洛伐克将指导它的生产，向足以辅助德国及波-摩保护国之生产的方面发展。”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在1939年以前，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宏大的工业规模，它的农产品也有相当大的剩余。捷克被纳粹肢解后情形完全改变：捷克最好的农业地区现在全被割归斯洛伐克、露西尼亚（为匈牙利所并）及苏台德区（为德国所并）。在残存的波-摩保护国中，所谓农业主要是限于牛奶产品、森林业及糖和啤酒出口业所需的农产物。依纳粹的计划，波-摩保护国将渐渐成为一个工业区，而被配合于大德意志工业计划。依第三帝国的经济利益之要求，波-摩保护国的经济必须遵守同德国一样的条件和规定。1939年6月23日的命令授权德国工商部长将波-摩保护国的工商业加以强迫组织，一如德国本土。同年8月底，纳粹发表一个训令，创立波-摩保护国工商业组织，各种工业合组成一个工业中央总会，一切私人贸易同业公会一律解散，其会员转入工业总会的职业性与地域性分会。这个训令亦适用于外国人经营的工业。工业中央总会由23个贸易团组成，其下各分组及小组，大致如德国所行的制度。另外设有一个贸易中央总会，附以若干贸易同业公会及地域性协会。再次有一个手工业中央总会。这三种总会代表波-摩保护国工商利益，与德国的相同三种组织谈判。工资、价格与通货全经纳粹加以“调整”，使其适合于第三帝国下保护国之地位。这保护国必须“指导”它的一切工业，使其不至于帝国的工业竞争，例如德国曾有明令禁止斯科达康采恩扩展其重工业工厂。工资和价格的规定则顾及波-摩保护国工业与德国工业间的竞争关系，而使德国方面获得益处。

卢森堡及阿尔萨斯-洛林：德国在西境正式吞并的主要领土为卢森堡与阿尔萨斯-洛林。卢森堡是1940年6月底被并入大德意志的。自此以后，这个大公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钢铁已经归入德国工业结构之内。卢森堡钢铁工业的中央组织被定名为卢森堡铁业总会，若非先得到德国工商自治团之钢铁组的允许，不得承接任何工作。这只是纳粹使卢森堡“日耳曼化”的经济方面。“日耳曼化”的总方案包括许多其他办法，例如改变其人民的名字、强迫使用德语、强征卢森堡青年服德国兵役等。纳粹对阿尔萨斯-洛林所施行的方案也属同一性质。德国经济部秘书长兰得弗里博士（Landfrield）说：“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必以全力，设法使阿尔萨斯-洛林的恢复为帝国自然的经济腹地，使它并入德国的伟大经济机构内而受其利。”（1940年9月15日《纽约时报》）纳粹官方代言人不惮烦地指出，法国过去设法将阿尔萨斯-洛林归入法国经济之企图从未成功。德国一位经济学者于1940年10月曾写道：“法国使洛林与德国分离的政策，造成洛林之农业衰落。如今纳粹将不仅发展两省的农业，并且将发展其工业。两省的人民必须德国化。”

多瑙河及巴尔干各国：德国向来认为东南欧是它的“生存空间”，决心“使西欧列强绝对不会在那里再有势力”。一战以前建立“中欧帝国”的计划，以及希特勒建立一个“多瑙河农业和原料行省”的野心开始在东南欧逐步实现。若干年来，莱比锡的中欧研究所（Leipzig Mitteleuropa Institute）一直在从事研究“协调”巴尔干农业经济与德国工业的方法。举例说，德国需要南斯拉夫的铁砂与氢氧化铝，匈牙利的粮食，罗马尼亚的石油与木料，因此德国早在开战前便已开始改变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因为在大德意志经济空间的观点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相当古老了”。纳粹专家制定了一些长期的生产方案，他们认为这方案足以消除东南欧与德国之间的经济脱节，而开创纳粹所追求的“全欧经济体系”。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诸国，调整生产以适应德国需要的工作已有颇大的进展。这些国家向来是德国所需的主要农业品和矿产原料之重要出产者，自二战爆发以后更日益变成德国的一个粮食来源，所以纳粹设法使他们的农业与德国需要配合。德国与罗马尼亚订立的各种协定可以作为德国改组多瑙河和巴尔干各国经济结构之目的和方法的一个例证。

罗马尼亚出产大宗谷类，罗马尼亚全部可耕土地中有84%种植谷类，以玉米为重要产品，其次为小麦、大麦和燕麦。罗马尼亚又是一个重要的牲畜出产国。1918年12月实行的土地改革（没收匈牙利地主的大地产，将其割为小块分给罗马尼亚农民，从而降低了生产效率）及其他因素减低了罗马尼亚各类产品的收获，并造成其剩余产品出口额的萎缩。德国多年来一直对克服罗马尼亚农场经济的落后性及改造其农业生产表示关切。1939年3月成立的德罗贸易协定规定罗马尼亚经济将在德国指导下改变方向。从此以后罗国需竭力增加德国所缺乏的产品之产量，例如纺织纤维和油料作物，特别是大豆。根据该协定，罗马尼亚必须发展森林业，各种矿砂与油矿的开发务必用德国的机器和材料，并有德罗合组的独占公司或卡特尔管制。罗马尼亚需为德国企业和德国运输业创立自由区域。罗马尼亚的运输制度需加以发展。罗马尼亚的军备及军事工业的设备概由德国供给。1940年12月4日，德罗签订了一个新经济协定，罗马尼亚同意减少小麦种植面积的20%，将这些土地改种德国最需要的农产品如亚麻、棉花、油菜、饲料用燕麦。德国政府同意在技术上及其他方面帮助罗马尼亚进行它的十年经济计划，给予罗马尼亚长期信用贷款以购买德国机器与器具，并以此项资金协助其扩增产量、改进水道、发展灌溉。德国方面认为德罗商约是“德国贸易政策的最重要成功”，是 “德国将国家经济设计推及民族经济领界以外的第一个实例”。纳粹承认这个协定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德国需要的工业原料产品如棉花、亚麻、油菜籽的生产，但他们同时称其对罗马尼亚亦有利益，可以帮助其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罗国的可耕地是有限的，而比起其耕地面积来，农村有大量过剩人口，所以农民改种那些需用更多劳力的工业原料产品是有利的。

纳粹对于多瑙河流域其他各国的 “经济协调”计划进行得不及罗马尼亚之速，但这些方案的宗旨全是一样：为德国谋利益。1940年11月23日的德匈贸易协定规定匈牙利须改变农业的性质，使其产品种类方面更多，而德国保证购买匈国全部可出口的过剩产品。例如匈牙利需减少禽肉产量而增加鸡蛋出产，以供德国的需要。在保加利亚，德国的经济目的可以一言以蔽之：强化农业。德国将保加利亚那些靠农产品而维持的工业加以发展，以期增进德保的贸易。举例说，为了鼓励保加利亚向德国出口罐头肉品、干制水果和菜类，德国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保加利亚建造屠宰厂、冷藏厂、玻璃暖房等设备，纳粹认为这些企业可以增加保国农民的购买力，可以吸收更多的德国工业产品。德国最大的化学公司如I.G.法本已经派专家对多瑙河各国的经济结构做了多年的研究，该公司研究所得的结果是：鉴于多瑙河流域土地利用之落后，德国的化学工业可以从中获取最大利益。多瑙河各国的土壤已经被耕种到枯竭的程度，如欲扩大生产并使其多面化，非施用化学肥料与杀虫药不可。这批专家又发现，耕种方法和畜牧方法的现代化需要大规模使用其他化学品，例如畜药、灭菌和发酵设备，及农家应用的油漆等等。

除农业外，纳粹也计划开发东南欧的矿物资源。德国人积极参加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冶金业，以期增加锌、铬、铅的生产。除西班牙外，南斯拉夫是欧洲最大的产铜地。对东南欧的工业和矿业发展，亦如对于农业一样，纳粹正在极力使其配合德国的需要，并在德国资助与指导下进行。只有在不违背东南欧的“有机体”发展之范围内，并有助于促进其人民购买德国工业品的能力，工业化方被允许。

比利时与荷兰：纳粹对东南欧的政策是使它变为德国的“农业腹地”，他们对西欧各国的方案却将这些国家变为德国的“工业腹地”，尤以比荷两国为甚。比利时主要是一个工业国，其工业化程度甚至高于荷兰。二战前比利时和卢森堡每年共出产700万吨钢，每年出口500万至600万吨煤，但每年需由法德两国进口约1000万吨焦炭以及大量瑞典铁砂。比利时的纺织工业亦甚发达，每年以大量的棉纱、棉制品、毛线、麻纱和白苎麻出口国外。纳粹将比利时配入欧洲经济计划时是否仍保留比国领土原状似尚未决定。也许比国将被分裂成数国，北方的弗拉芒部分与荷兰并成一个缓冲国，而南方的瓦隆部分则与法国北部若干省共组一个新国家。比利时被占领后，其经济改组已在积极进行中，例如其农业即仿照德国农业自治区的办法而被改组，根据1940年8月27日的纳粹法令，成立了所谓“比利时农业与粮食业全国公司”，包括比国境内一切生产或买卖农业品的企业。凡生产或经售农业所用原料如肥料、种子、食料的企业，以及园艺业与渔业，亦均包括于该组织内。1940年9月2日，纳粹占领当局开始行使其对比利时生产与贸易的控制大权，他们设立了一个中央商品管理局，在德国经济部指导下指导比利时境内若干种商品之生产，分配与消费。1941年3月，比利时经济部又颁布一个命令，将其工商业体系按照德国的模式加以改组，以肃清英法的“有害势力”云云。

为使比利时经济完全听命于德国，比利时炼钢工厂已迅速被并入德国炼钢工厂。例如在比、卢两国都有分厂的乌格马里哈公司（Ougree Marihaye）已被纳粹并入科隆的奥图·乌尔夫钢厂，合并后的新公司以科隆工厂为首脑，而比利时工厂仅成一分公司。

荷兰经济的特点在于它的商品农业和深加工农业：进口外国的饲料与肥料，出产大宗的蔬菜、花、牛奶产品与肉类。丹麦为欧洲大陆所需要的猪肉、牛肉、干酪与鸡蛋之最大供给者，而荷兰对欧洲的出口规模仅次于丹麦。不过荷兰这些出口品大部要依靠从海外进口的玉米、油饼和燕麦等饲料方能维持。荷兰原来的工业规模颇不小，不过许多原料也须从外国进口。荷兰的主要工业部门为石油（英荷壳牌）、人造丝（布雷达公司）、无线电器材（飞利浦公司），人造油脂和肥皂（英荷联合油脂公司，Unilever）以及和纺织，航运业亦甚重要。战前的荷兰对外贸易总是入超，但有航运业及在外国特有的利益以资补偿。荷兰的进口品最大部分来自德国（1938年为21.3%），而出口产品最大部分是销往英国（1938年为22.5%）。纳粹经济计划专家的目的在于促成荷兰经济生活的某些变化，使那种依赖进口饲料方得以维持的、高度发达的农业趋于衰落，例如纳粹要荷兰多种蔬菜而不种郁金香。他们要将荷兰工业配入德国工业体系，以期最后德国的原料和半制成品在荷兰制造，然后送回德国市场。这计划已在积极进行，凡可以与德国工业发生竞争的荷兰工厂均被勒令停闭。只有那些可以为第三帝国服务的工厂能得到原料。

法国：战败的法国现在已准备接受纳粹替它在“德意志秩序”中安排的地位。1940年7月11日，贝当上将曾宣称：“真的，我国的公共生活现在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必须配入全欧洲的生产与交换体系。”在一年之中，法国农业已经完全仿照德国农业自治区的办法而被改组，因为纳粹要使法国降为一个农业国以供给德国所需原料。法国工业的新结构（依据1940年8月16日的法令）仿照德国的工商业自治区，若干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因为与德国的同类工业相竞争，将被抑灭，自属意中事。法国沦陷区内的工厂十中有九其机械设备已被德国完全拆走。在1940年间，许多法国工业厂家，例如雪铁龙汽车工厂，只剩下空房子，仅可做货栈了。其后虽有若干厂家重新开张，但只为德国的订货而生产了，纳粹对此表示满意。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在这些国家，德国所要应付的是高度发展的农业与工业。在挪威与丹麦，约有30%的人口从事农业和林业，约28%从事矿业与工业，有10%经商，7%到8%从事航运和交通。两国的农业是深度耕种的，需要外国供给大量花费。两国的农业又集中于出产奶制品、家禽与牲畜，所以须由外国进口大量的饲料。丹麦与挪威的粮食都不够自给，都经常由外国进口大宗的谷类。以丹麦论，其农产品占出口的75%，进口的25%，挪威倚赖农业的程度不如丹麦为甚，它的主要出口产品为赛璐珞和纸类产品，其最重要的工业大概是航海运输生意。挪威人口虽少，但它的商船之多，在1939年前占世界第四位。丹麦和挪威都是贸易入超国，赖航运业收入以资抵补。

从德国的立场看，丹挪两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他们依赖国际贸易而生存。在两国对外贸易中占第一位的是英国而不是德国。二战前丹麦90%的咸肉（相当于差不多每9秒钟向英国出口1头猪）、80%的黄油、75%的鸡蛋是卖给英国的。纳粹的课题是如何将丹麦与挪威并入新“欧洲经济”中，并使他们两国脱离英国的经济影响。为达到该目的，德国必须变成丹挪两国的市场兼原料供给者。直至现在为止，德国似乎没有原料供给丹麦与挪威。战前丹麦有2600万只母鸡、320万头猪、165万头奶牛，每年需要从加拿大和英自治领进口120万到140万吨粮食和饲料，这么多谷物是德国无法供应的，德国的饲料还不够养自己的牲畜。根据柏林的报告，丹麦农夫的“烟熏猪肉委员会”决定宰杀150万头猪。，1940年夏季，丹麦已经不得不将全国所有母鸡杀掉1/3。纳粹给丹麦的报酬是改变它整个农业的方向，使其供应德国市场的需要。“丹麦与德国密切合作时，德国能生产并供给丹麦所需的物品，又能吸收丹麦的出品。这可以为丹麦建立一个健全而稳定的经济（《德国经济学者周刊》1930年6月7日）。纳粹已将丹麦经济结构的每一方面加以管制，使其配合德国的体系。价格，工资，职业，资本与信用全受严格统治。丹麦已经采用德国的工资，丹麦工人被强迫送到德国做工。挪威的情形与丹麦的一样，劳工与价格的管制全依德国的公式。挪威的木材工业已被改组，以适应德国增产赛璐珞及人造纤维的需要。挪威全国所用的煤以前是由英进口，被占领后改为全由德国供给。挪威的经济情势向来随世界市场变化而改变，现在似乎是决定于德国政治与经济的需要了。

  

三 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贸易

纳粹的欧洲经济，如上所述，需要大德意志与其各附庸国之间有大规模的商品交换，所以纳粹必须计划一些办法以实现欧洲经济内的贸易交换关系。纳粹的贸易政策与他们的政治观念是密切相连的。他们既排斥欧洲联邦论，当然不会采行欧洲关税同盟办法或欧洲统一通货办法，因为统一的欧洲的通货将使欧洲各国全获得平等待遇，而纳粹之目的欲在从经济上支配整个欧洲大陆，使德国独获其利。所以纳粹以鄙视态度拒绝欧洲关税同盟或欧洲共同通货的建议是不足为怪的。

纳粹不愿使整个欧洲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域，而主张将欧洲贸易合成一个兼用各种制度的复杂体系。德国吞并的地域及它的保护国必须加入德国的关税体系。名义上独立的各国，纳粹允许其保存原来的关税，赋税和财政制度，但这些国家对别国的贸易交涉谈判均由德国监督。纳粹还用强迫出口、汇兑操纵及片面的关税让步等方法使这些国家补充德国的需要。德国随时可以调整那些名义上独立国货币的汇率，使其对马克的汇价降低，以增加马克的购买力，购得更多的别国物品而减低德国的出口。1940年9月19日的法国法令可以代表片面减低关税的例子。该法令规定，凡在法国和与法国本国同关税制度的法属殖民地所施行的最低进口税率应适用于德国物品。但出口到德国的法国商品却没有享受税率减低的互惠待遇。

纳粹组织欧洲贸易的最重要办法是推广清算协定制（物物交换制），藉此扩展德国的出口贸易，并以更少的物品换得别国更多的物品。不过事实上清算协定并非沙赫特或任何纳粹的新发明，而是1931年至1932年世界经济混乱的产物。第一个物物清算协定是瑞士与匈牙利互订的，魏玛德国继而开始与东南欧各国谈判清算协定，以帮助德国出口商收回已经冻结的商业账款。纳粹不过是将这个方法大规模加以推行，以图自私而已。清算协定制有两个主要特：它不需外汇，解免了进口商非取得外汇不能付账的困难。甲国与乙国成立清算协定时，甲国进口商可以用本国通货支付乙国购货的款；乙国的进口商亦可以用本国货币支付从甲国购货的账款。这种付款交给签约国中央银行的清算账目，各签约国中央银行以本国通货付给本国出口商。简单地说，每一签约国的进口商将货款交给本国中央银行，而该中央银行即用这笔款项支付本国出口商。如果两签约国的进口与出口不相等，则其中一国在对方国保留一笔“应收账目”，该帐目可用黄金或外汇来清账，但如果黄金或外汇被禁止转移时（例如纳粹德国那样），清账的方法是要么由债权国减少对债务国的出口，或由债权国决定增加来自债务国的进口。清算协定的另一特色是两国间的贸易平衡，即签约国一方向对方购进的物品在总值上必须与它售给对方的商品相等，以求双方贸易平衡，彼此无需付账。

纳粹自己极力称道德国与东南欧各国间施行的单行贸易方法如何有价值，们认为这种清算制使巴尔干各国能够制定长期的售货计划，因而可以稳定其经济。另一方面，人们时常指出，纳粹利用这种方法使巴尔干完全受德国的经济支配。德国从东南欧进口的原料数量极大，但它出口的工业品不足以低偿大量的进口。由于输往德国的商品交货早而快，从德国进口的商品交货晚而缓，所以它们积下大批应收货款，唯一清算的方法是购买德国商品。

纳粹在1939年前已经发现清算协定制度对德国非常合算，于是计划将它变为“战后欧洲”贸易的基础，将它扩大为多边贸易清算协定体系。“战后”，欧洲各国将设立一个中央清算银行，集中解决各国的贸易账目。纳粹打算将这个清算总部设在柏林。将一切清算账目集中于柏林，可以使两国间单行的清算渐渐变为各国间多面的清算。这个发展又可以使各国利用一个柏林中央清算所，解决彼此间清算账目。纳粹以柏林为支付中心而推广清算制的技术工作早已就绪。在柏林设有一个“德国清算所”，其实即1934年以来的“德意志银行清算部”。清算所的所长为埃米尔·普厄（Emil Puhl）。普厄博士认为将德意志清算所的业务扩展成一个多面的清算制度并非难事，在柏林清算所的德国马克存账，其功用与以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存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与英镑略同，用这种办法，德国可以对欧洲各国出口与进口的数额和方向操有决定权。

  

四 以德国马克为“最高通货”

国际间的贸易必须有种特定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方能实行付款与结算。直至二战时为止，国际贸易中最有效的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因此各国在金本位制下产生的贸易问题自当同样发生于清算制下，例如汇率问题。例如一个罗马尼亚出口商以小麦输往德国而在罗马尼亚国家银行收入列伊，他当然非常关心要多少列伊才换得一个德国马克，一个丹麦进口商也得关心他要将多少克郎付给本国银行，以支付本应付给德国商人的马克。无论清算制如何简洁有效，两国或多国间的进出口额不会总是恰好相等，必有一国在贸易结算时有余帐可收，而欠账国必须用资金、或某种别的通货、或信用贷款来清账。最后还有一点，即令在清算贸易制下，国与国间仍有借款，如果有某种一致承认一律接受的货币单位可用，则国际间那种资本交易必定更利便。纳粹未尝不可以采用一种“欧洲经济共同货币”将上述问题一举解决之。不过那样一做又将引起别的困难：各国采用一种共同通货将造成“欧洲经济空间”的各部分间更大的政治统一、更大的经济平等和更大的贸易自由，而在这个过程中，较落后区域的发展会使高度发展的德国经济蒙受不利（《德国国民经济月刊》1940年8月1日，《德国经济学者周刊》1940年7月26日）。因此“建立一种欧洲通货”之说根本为纳粹所不取。

纳粹主张将各国的通货置于德国支配之下，将德国马克作为欧洲的“最高通货”。加入德国集团的各国将维持自己的通货制度，但他们的货币政策将受德国指导。若干纳粹学者用政治理由来解说何以应该用德国马克作“欧洲的最高通货”，这种辩护是与纳粹两种思想配合的：一是“政治高于经济”的一般观念，一是“一种通货的力量是决定于它后面的政治力量”之纳粹货币理论。他们说，欧洲各国已经一一将他们的货币附属于德国马克，德国既为欧洲最大的进口国与最大的出口国，这种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利造成了德国马克现时的支配地位。德国马克与其他欧洲各国的通货间之兑换关系将以什么为基础呢？纳粹对这问题的答案是：决不会以黄金为基础。纳粹称德国只将金本位看作一个“历史问题”，复活金本位绝不可能。欧洲各国不会再允许其经济生活受黄金这个超国家因素的统治与指挥（《德国国民经济月刊》1940年8月1日：“对于我们，黄金不是一个问题了……黄金做为经济独裁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它将来充其量只是当作一种平衡清算账目的商品。至于金本位究竟有无前途，那不是一个黄金问题，而是美国要应付的一个问题。”）

按照纳粹的意见，战后欧洲各国货币单位的“基本价值”将决定于“那国劳工的生产成绩”。在这个计划下，各国不用黄金作为稳定的通货因素，而接受德国国家银行提供的马克存款作基金，德意志银行按规定的汇率收受这国的通货。德国国家银行既有操纵马克之全力，自可以藉此操纵欧洲各国通货。也许有人会反对这个制度，说它会限制个小国的经济自由，纳粹的答复是：限制各小国的经济自由正是“欧洲新秩序”的本质。

德国军队占领某国后，纳粹便将那一国的通货与德国马克“协调”，无一例外。至于德国直接吞并的地区如奥地利、苏台德、但泽、卢森堡等处，马克已经成为唯一的通货，或至少与当地的通货同等做法币使用。德国规定这些未废止的地方通货与马克间的汇率时，故意提高其对马克的兑换价值（人为地使地方货币升值，可以换到更多的马克）。该措施用意在于调整各吞并地的价格和工资水准，使其配合德国本土的价格，这样一来，他们对德国工业的竞争力便被消灭了。在名义上独立的各国，纳粹则操纵汇率以掩饰德国从价格上取得的便宜。在大多数德国占领的国家内，其中央银行全与柏林的德国国家银行合作，并在其指挥监督下从事业务。

由于政策略上的需要，纳粹常称意大利为“欧洲新秩序”的“轴心伙伴”。纳粹容许法西斯党领袖在德国刊物上发表言论，说明意大利在未来“新秩序”中将与德国分庭抗礼平等行动。依照意大利方面的计划，“新欧洲”将包括北非在内，在那里意大利将扮演主导的角色。1940年10月间，意大利贸易部长拉佛洛·瑞卡里对于这类见解曾作明白表示。他说：“德意两轴心国同为欧洲新秩序的引擎和指导中心……‘德意自给自足体系’将是这新秩序的经济基础。欧洲大陆和它的非洲补充地必须分成两个在轴心支配下的大经济集团，那些被支配国必须接受德国马克和意大利里拉为这新经济体系之领导通货。”    然而实际上纳粹对于意大利法西斯的意见与情感，并不像在表面上那样尊重。在纳粹眼中，柏林与罗马并非“欧洲新秩序”的平等伙伴或共同建筑人。纳粹特别注意到欧洲经济如含有“一种二元主义”，可能引起危险。避免这种不健全二元主义的途径是使意大利经济与德国经济“协调”，使里拉与马克“协调”。事实上1940年底签订的德意商约正是如此。自此以后，意大利的账目亦同被占领国一样通过柏林而清算。在将来的欧洲舞台上，意大利只能扮演德国给他派定的角色 。诚如纳粹所明白表示的，“欧洲新秩序”（如果实现），只会有一个主子，一个“领袖”和一个“中枢”，而这个主人翁将是德国。【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环球热讯社区[url]http://bbs.hqhot.com[/url]】原贴网址[url]http://bbs.hqhot.com/viewthread.php?tid=142970[/url]

纳粹的世界经济



纳粹无意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于欧洲。他们充分了解他们计划的欧洲全洲经济决不能自足。“欧洲新秩序”只是他们的世界大计划之基础。所以纳粹是从经济及政治两方面，考虑战后“世界秩序”的形态。他们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不如他们对于“欧洲秩序”的那么确切，也没有那样充分的发展。不过，这些观念亦颇明白，足为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经济，划出轮廓。

  

一、欧洲的自足经济与世界经济

纳粹的欧洲经济与世界其它部分间的将来关系应如何将取决于实际的经济考虑。问题是欧洲的潜在自给能量究竟如何？欧洲的经济自给能到什么程度？它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德国人口保证生产与就业的不断维持？

即令纳粹能将“欧洲区域”扩展到最大的程度，欧洲的自足经济仍有严重的限制。欧洲的食油、纺织纤维、石油、橡胶、谷类及若干种金属资源均感不足，假如纳粹控制了非洲、并在欧洲大加努力，也许可以弥补食油方面的缺乏，增加棉花收成及羊毛产量，扩大谷类种植区域。但无论欧洲或非洲均非满意的橡胶来源地，而欧洲或非洲均不能供给各种需要的金属与石油。如果德国能控制近东的油田、增加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石油生产，那么纳粹也许能够获得足够的石油以供给欧洲的需要。不过这需要多年的时间方可达成。

一个完全封闭的欧洲自给体系会产生不幸的经济后果，剥夺千百万人日常生活上若干必用品，如咖啡、可可、茶、橡胶套鞋等。它会搅乱欧洲那个高度配合并依赖非欧洲原料的工业体系，这会引起致命的政治后果，因为欧洲生活水准如被降低，不久便会使纳粹欧洲容易发生革命和社会动乱。德国绝不能在一个单纯的欧洲基础上建立它的帝国。纳粹常辩称发动民族自足经济者不是他们：在1914年以前，世界的生产与贸易是建立于一种扩大的国际分工上。这个体系带给英国的惠益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到一战快结束时，该体系已经几乎破坏无余。纳粹认为，英国的封锁已经摧毁了国际分工，于是各国不得不各自制造“温室工业”，一战结束后没有一国愿意牺牲这些“温室工业”，其结果是1920年以后、特别是1929年以后，各国莫不愿意尽量扩大出口贸易，尽量减少进口贸易，并出现了关税壁垒，德国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将别国所做工作做得更好而已。德国的自足经济是客观需要的产物，而非主观选择的结果。正如欧洲的资源不能充分供给自己的需要一样，欧洲的市场亦不能充分吸收德国工业的产品。在将来若干时期内，欧洲似乎不能吸收德国生产的机器、纺织器、照相机、无线电机、化学用品、眼科器具、汽车等等。“所以”，纳粹解说道，“如果有人说纳粹反对世界贸易，那未免愚不可及”。相反的，纳粹德国愿意参加世界贸易的热情不减于1933年以前的德国，不过纳粹决不愿为国际贸易而危害它自己的“政治生存”，也不愿让世界贸易以来别国的喜怒好恶而转移。纳粹对于国际分工的本身并不反对，但就其足以危害德国“政治安全”而言，他们反对它。纳粹的这番话意思是说：德国必须以自给的方式组织欧洲、组织世界，使德国自己能控制世界贸易的进程与方法。

  

二、世界贸易的“新体系”

纳粹经济学讨论战后世界贸易体系时，对“国外贸易”与“世界贸易”加以严格区别。 “国外贸易”指“欧洲大陆经济”范围内各民族间与各区域间的贸易。德国将从各邻邦吸收大部分的必须原料，德国将允许邻邦有一种“合理的工业化”，但如果这些国家居然为争取参加世界市场而发展其工业，那使是“冥顽不灵”。为世界市场而生产，那是德国工业的任务——德国工业将为欧洲各国取得供给的中心。决定欧洲的“国外贸易”者是大德意志和其附庸各国的“供给需要”与“安全需要”；这种“国外贸易”将由贸易协定与清算协定加以严格规定。（

“世界贸易”，照纳粹的定义是指各洲间的贸易，或更确切说是指欧洲经济与世界其余部分间的贸易。不可免地，这种贸易的性质和形式不仅要看大德意志的需要是什么，而且要看其他各国——美国，拉丁美洲和远东——如何组织他们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大多数纳粹经济学者承认，世界贸易将来亦须在某种程度内遵守国际分工与区域专业化的原则，但他们坚决主张这个一般原则必须有一些重要限度和条件限制。他们说旧式的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原则均符合英帝国的利益而不适合德国的利益，因为自由主义的国际贸易原则使德国与物资的来源隔绝。从纳粹观点看，对大德意志最重要的是它与外间世界的一切关系（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总和。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关系构成所谓“外部经济”。“世界市场”只是这“外部经济”的一部分，而且并非经常是它最重要的部分。

照纳粹经济学者的意见，为德国的利益计，若干 “关系国家根本”的物品，如汽油、橡胶等等，即令在国内生产时其费用比在国外生产较大，亦必须在国内生产。因此，德国必须增加德国制造的“典型商品”如机械、光学仪器的出口，获得更多的利润，以补贴那些“关系国家根本”物品的生产费用。德国四年计划的目的是造成一种自足的“合适”状态，而并非欲德国退出世界经济之外。德国的“外部经济”诚然因为有几次的四年计划而有所修正，但它仍然继续存在，而且将来也会维持下去。纳粹希望将来与那些实行政府管制对外贸易的国家（如日本）建立大规模的“以货易货”协定；纳粹希望与拉丁美洲各国订立清算协定和外汇协定；他们希望与那些对外贸易大体上为私人企业的国家（如美国）缔结特殊协定，在这些场合下，德国会设法引诱那些国家将其对德贸易集中于政府支配监督下的大贸易公司之下。

  

三 黄金的地位

纳粹不用黄金作为德国货币制度的基础，并打算将来“欧洲新秩序”的“国外贸易”也不用黄金为本位。问题是他们将来的“世界贸易”是否也能不用黄金。通常人们认为黄金在国际经济中有四种功用：首先，黄金可以保证各国通货的汇率的稳定，因为各不同国家的通货各自代表一定分量的黄金，按照各自的黄金含量互相兑换。例如1934年前1美元代表23.22格令（合1.5093克）的纯金，而1英镑等于113.0016格令的纯金，那么1英镑的价值等于4.6665美元。其次，金本位可以调整各不同国家的价格水准与收入水准,这个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当物价在某国下降时，向该国购货比较便宜, 该国的出口贸易便会增加，其国内的各种出口性工业的工人就业与工资便会上升，而这又可以刺激该国的其他就业与工资情形，使其上升。当它的出口贸易额增高时，外国黄金便会流入这国，以偿付它的若干出口商品,该国的银行准备金便会增多，信用扩大，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包括存款在内）增加，工业活动和利润也会增加。但是这种发展有它的限度，超过某点以后，这种增加的工业活动和增大货币供给会造成物价的上涨。于是向这国购货便比较价昂，其出口贸易会减低，进口的商品会增多，发展过程于是倒过来：黄金会流出国外，银行的准备金逐步减少，各银行回收缩其信用贷款，市上流通的货币会减少，就业也会缩减，工资和利润下降。可是当这种趋势发展时，出口商品的价格会降低，于是这个发展过程又倒回去重复一遍。世界各地的出口品价格便以这种“自动”方式保持均衡（注：这个过程的运行有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即该国的银行与信用制度必须以黄金为基础）。

黄金对于国际经济关系还有两种重要功用：国际间一切支付差额通常以黄金来结清。如果有某一国的出口超过进口，则清算者支付顺差的办法是将黄金进口这国。如果它的对外支付差额是亏欠的（即贸易逆差），则这国必须将黄金送往外国以付清债务。还有一点，黄金可以便利信用贷款及国与国间借款的进行。

纳粹也接受这种看法。他们人为，在欧洲采用多面的清算协定制，不一定非使各国全都放弃金本位不可。在世界各部分之间，清算协定制与金本位很可能同时并用。在贸易管制与通货管制的新体系下，欧洲和世界其它各地间的商品信用与黄金之移动仍能继续。例如，假定挪威在战后持有若干的德国马克存账，而欲用它在美国购进黄金，那么，只要让德国将商品输往美国，那么挪威不难将它的马克存账变成美金。但是必须美国愿意进口足够数量的德国商品，然后这种交易方为可能。纳粹声明：他们对于黄金的态度，主要将看世界黄金的保有者——美国之行动如何而定。一位纳粹要人写道：“如果那个今天几乎变成世界黄金的唯一保有国（按指美国）将黄金提供给欧洲使用”，那么，德国将“毫不踌躇地” 允许用黄金平衡国际支付差额。换言之，只要大德意志能够获得黄金，它会同意以较自由的方式使用黄金。如果德国能征服并控制世界上若干主要产金国（如南非和苏联），它无疑地会提倡更自由地使用黄金，解决国际支付差额，藉此扩大德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

  

四、德国的经济霸权

依纳粹的见解，战后的世界经济亦将如“欧洲新秩序”一样，必须以“领袖”原则为基础。照纳粹的假定，将来“世界秩序”中的几个区域集团如能接受其中最大最有效率的集团之领导，则其运用必更成功。至于将来各洲经济集团中谁是最大者，纳粹自然“当仁不让”，成竹在胸：各国须接受德国在国经济关系中的霸权，那是战后世界命运的一部分。关于如何建立德国经济霸权的方法，纳粹只有空泛的暗示，而无具体的表示。但是纳粹如果胜利，他们将采用的方法并非悬不可测，因为他们只需将已经应用于欧洲的方法推行于世界关系上。纳粹型的世界贸易将代表一种新的独占性“集体交涉”制度。这类交涉的主要对方是各国政府。在这种制度下，商品的价格和贸易条款大致将靠各有关国的交涉力量与其所能用的压力（公平的或不公平的）如何而定。在纳粹胜利的假定条件下，德国将来必能握有极大的交涉力量。德国将集中“欧洲区”的出口进口贸易于其支配之下，因而支配许多种商品的世界市场。德国将能任意指挥拉丁美洲，并操纵其它区域。当欧洲工业在德国指挥下逐渐扩展时，当欧洲市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愈趋重要时，其他集团如果不愿意其对外贸易减少和生活水平下降，则只有接受德国的办法与条件。

从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从他们自己的声明来判断，可以说纳粹必定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毫不留情地使用其优势的经济力量。在纳粹手中，贸易只是一种侵入别国、并支配其政治与文化生活的武器（编者注：二战后的日本正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第三帝国的经济结构似乎足以达成它征服世界贸易之目的。即在1939年前，德国工商自治区各贸易组及卡特尔曾经屡次与外国的雇主集团和商人集团订立协定，所以它的经验相当丰富。自1941年五月以来，若干贸易组屡次代表纳粹政府吞并各占领区的钢铁、纺织及其他工业。只要时机到来，这些贸易组似乎能够扩大其业务于世界。



　

大德意志与轴心


一些相当小的国家，在政治上萎弱无能，在经济上连成一气，生息于大德意志的统治或控制之下，这便是万一纳粹胜利时战后欧洲的图画。不过，纳粹知道“欧洲新秩序”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进步将视非欧洲世界的形势如何而定。为维持他们对欧洲的统治计，纳粹曾表示：愿意与其他列强妥协，而成立一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暂行办法”。当他们提议成立这种妥协办法时，纳粹宣称将世界改组为若干个政治上受支配，经济上大体自足的大区域，这并非德国计划的产物，而是旧式国际分工崩溃的必然结果。

据纳粹说，成立大区域性集团之趋势开始与百年以前，而且始作俑者不是德国。1823年美国宣布的门罗主义实为“生存空间”政策的“典型”楷模，而现实的泛美洲大团结只是这个“生存空间”政策的现代版本。大不列颠于1932年渥太华会议时组成了一个帝国特惠区域，不过它的交通保证不是英帝国各部分间地理的邻接，而是英帝国对海洋的统制。日本正在倾全力企图在东亚成立一个“大区域经济”以遂其自利的野心，就其海陆军能力所及的范围尽量扩展。纳粹甚至说苏联自成立以来亦一直推行“生存空间政策”。纳粹认为这些区域集团（除苏联外）应该可以互相承认彼此的权利，而和平相处。自1931年以来，轴心国这股新兴的“生存空间力量”一再设法说服西方列强放弃其霸权野心，容许“生存空间”的重新分配。不料西方列强坚持他们支配世界的权利，以至引起这次大战。所以纳粹这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百年来为争“生存空间”而反对“称霸性帝国主义”的斗争之延续。照纳粹的说法，德国同意战后的世界由几个大“生存空间”集团组织而成，而各集团互相尊重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几个大区域集团构成的这个世界体系全靠纳粹替少数国家派定的地位而定。这几个集团大概将分别以德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及英国为中心。

即令这种纳粹的式的世界划分是可取的、可能的，这个建议亦不免与纳粹的一切“和平方案”一样具有相同的许多缺点（限制）。在此出我们不妨再指出：纳粹的思想和政治经济计划与斯图卡轰炸机同为他们手中的武器，而且同样可以操纵自如。他们编出那些计划去为一个“更高真理”服务，这个真理便是“德意志民族利益”。如果他们愿意与美国讲和，纳粹可以称赞“西半球的防卫”，到明天他们可以同样毫不费事地翻脸声斥“西半球防卫”为贪欲无厌的帝国主义。纳粹主张各区域集团和平共存于互相合作的建议，也不过是一种宣传德国“温和合理”的策略而已。既然纳粹帝国主义毫不讳言其最终目的是使德国成为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最高权力，那么这种“各区域集团和平合作”的建议又安能保障各国不受纳粹帝国主义之侵略呢？所以柏林企图将战后世界变为一种各个力量不等、势力不均的“生存空间”集团的联立体系，与纳粹的世界观实无冲突之处。德国之所以成立德意日轴心同盟、签订1939年8月的德苏协定，并极力将各小国拉入它的政治经济圈子，其目的不外乎努力实行其世界政策。这个政策的另一面是设法削弱并破坏那些不在德国世界体系内、而被纳粹视为竞争者或敌人的国家。纳粹这些政策如果成功，将使大德意志与轴心体系成为世界的重心。如欲窥见战后纳粹世界的轮廓，必须检讨“欧洲新秩序”与另外两个轴心伙伴的帝国主义计划之关系如何。

  

一、意大利与法西斯帝国主义

意大利方面讨论“新秩序”的言论，总是认为意大利在战后世界将是与德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并必将获得巨大的胜利分赃。所以意大利的要求与野心对于纳粹战后世界的组成颇有重要关系。意大利外交目的如德国一样，可以追溯至少到19世纪。自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以来，它的外交目的始终如一：1、被称为列强之一；2、统治地中海及亚得里亚海；3、在非洲与近东建立一个大殖民帝国。墨索里尼将这些目标变为更确切更狂妄的政策，在意大利人民面前，在世界面前，以戏剧化方式将恢复古罗马威力的思想演成为一个大法西斯帝国的追求。法西斯意大利在非洲与近东追求的“生存空间”（Spasio Vitale）具有相当的伸缩性，不过就其局部的轮廓而说，已经大得可观。法西斯党徒要求“收回”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和萨伏伊。他们要求一个非洲帝国，西起于摩洛哥与大西洋，东止于埃及和红海沿岸的肯尼亚。他们要求近东的广大地区，从达尔马提亚经爱琴群岛和希腊而至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更东的若干地方。如将上述非洲与近东各地区囊括于意大利版图内而成立一个帝国，即无亦恢复古罗马帝国的最重要最基本部分了。

意大利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悲剧（也可说是趣剧）是它自己承认意大利没有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意大利缺乏煤、铁、锰、锡、铜、木材、橡胶、棉花、石油及许多种别的必要原料。1937年意大利国内产油14260吨，进口石油225万吨。意大利控制着的唯一重要油田在阿尔巴尼亚，其产量可能扩充到每年30万吨。离意大利最近的石油来源地是罗马尼亚和伊拉克。1935年到1936年间国联对意大利的制裁虽不完密，已足使意大利人民觉悟到意国在工业和军事方面依赖国外供给的程度是何等的深远。这个教训使法西斯党徒更深深感觉意大利是一个“无” 的国家，必须设法在国外征服物资富饶的地方，以补救国内的贫乏。国联制裁的经验亦加强了法西斯努力发展运用国内资源的决心。1936年3月23日，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历史上一个新阶段”即将开始，该阶段中支配一切的最高观念是在短时期内使意大利经济完成最大可能的自主。为达到这目标计，政府设立了一个“自足经济最高委员会”，采取办法以减低农业进口，增加棉花，小麦和羊皮的代用品，扩大土地垦殖，规定最低限度物价并补贴生产者以提高生产。为防止投机操纵并管制主要农产品的分配计，政府设立一些强迫总库，规定生产者必须将他们的产品交付各总库，并限定除这些总库外，任何人不得向产品所有者收购产品。

意大利为经济自足运动所代价颇不小，法西斯政府为它增加了巨大的财政支出，意大利人民因它付出更大价格购买面粉与其他生活必需品。意大利诚然变为欧洲位小麦产量第三的国家（苏联第一，法国第二），但仍须由外国进口小麦。意大利的米与玉米生产诚然增加了，但它的肉类、油类等仍不能自足。意大利仍然必须进口煤、棉花、苎麻、橡胶、生铁及其他工业必需原料。法西斯蒂已经看到实现自足经济的种种困难，于是也步纳粹的后尘，对人民宣称意大利的自足只是指扩大发展本国的物资生产，而并非排斥对外通商。

意大利的扩展依赖对外贸易的程度颇深，其对外贸易的特点为出口大量的农产品，如柠檬、橘子、桃、柚子、米、西红柿、杏仁、酒、生丝，及大量的工业品如棉纱品、人造丝、化学品、汽车等。而这种工业品的原料大部分靠国外进口。意大利对外贸易总值还不及德国或法国的多，并且进口继续超过出口。这种入超全靠航运收入、招待外国游客的收益及国外意侨汇款才得以抵补。自1936年以来，意大利出口品有四分之一是销售于它的殖民地，但它从各殖民地获得的食粮与原料数量甚小。意大利对德美英与瑞士的贸易最密切。自1936年以来，无论在供给意大利原料方面，或是购买意大利商品方面，德国一跃而为意大利最大贸易国。大战爆发后，意大利依赖德国的程度大为增加，它必须由德国进口煤、金属与五金成品。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成为意大利的主要木材来源，德国让意大利分享罗马尼亚及其欧洲各地的石油资源，意大利需要的化学物品如化肥等大部分由德国化学工业供给。德国由意大利进口的物资如水银与硫磺虽亦重要，但不及意大利对于德国之仰赖严重。

因此，即令意大利能建立一个法西斯地中海帝国，那也不能在根本上改变意大利的经济地理。这个经济集团会有丰富的食粮，但仍缺乏燃料与五金。所以即使轴心战胜，意大利仍将依赖对外贸易。它可以藉艰辛的工作与低廉的工资而扩大出口，但这只会增加意大利对德国的经济依赖法西斯党徒自命为全部北非，苏伊士运河和直布罗陀的未来主人。他们计划将生活于意大利领土外的数百万意大利人恢复公民权，并由国内向北非移民。法西斯意大利还准备分裂“患病的”法兰西帝国，而建立他们自己的“强健的”帝国统治。但是因为意大利在经济上依赖德国，它那些帝国主义的雄图便必须唯纳粹之命是听。所以关于“欧洲新秩序”的决定与形成，意大利只能是德国的一个喽罗伙伴。纳粹将对法国与西班牙的“合作”列入他们的方案中，这且不说，德国又岂能容许意大利建立一个庞大的法西斯帝国在他卧榻之旁？所以即使轴心胜利，意大利必然仍作轴心体系中的一个不满的份子。在这个限度内，它必然变成纳粹和平的一个潜伏搅乱者。

  

二、西班牙与大西班牙主义

在轴心体系的欧洲等级体中，西班牙所占的战略地位仅次于意大利，然而西班牙在轴心中扮演独立角色的希望比意大利更少。西班牙的要求与野心，只有当它们能够供纳粹做工具时才会有效。

“大西班牙主义”的近于空泛模糊的观念可以概括西班牙现在的帝国主义野心。若干大西班牙主义者认为，西班牙的地理为止与文化传统决定了它要在西地中海、非洲及拉丁美洲扮演帝国的角色，这些大西班牙主义者追念查理五世的帝国光荣不能忘怀，于是视德国为西班牙的“天然”盟邦。另一派大西班牙主义幻想西班牙将领导欧洲与南北美洲的诸国，组织一个强大的天主教兼拉丁民族集团，以对抗新教派的欧洲和美国，使后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退居次要地位。照大西班牙主义的意见，西班牙必须依照长枪党（Falange）纲领改组国家的社会经济体系，以实现其帝国主义方案。长枪党纲领，或曰法朗琪主义，是西班牙型的法西斯主义，自巴枯宁与第一国际时代以来，它在西班牙的劳工运动与革命运动中已经有相当的根源。亦如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法朗琪主义主张将工人与雇主联合而组成层层衔接的从属关系，以节制工业关系。法朗琪主义的另两项目的是尽量用自足经济的办法发展西班牙的经济，以及利用对外贸易维持帝国的经济关系。

经过1936年至1939年的内战，西班牙一直是民穷财尽，国势削弱，内部分歧。大批的土地已成荒废，全国牲畜至少有三分之一已经毁灭，无数的工人被杀死、监禁、或放逐出国。西班牙食粮不足，原料缺乏，物价高涨，饥饿与痛苦随处皆是。下半夜经济改造的工作因政治与社会分化而更形困难。佛朗哥西班牙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其中有卡洛斯派保皇党和波旁派保皇党，主张西班牙完全脱离西欧影响的“传统主义者”，支持传统主义派的为军队、地主与天主教会。法朗琪主义者自己又分为两派，一派倾向意大利法西斯，一派亲近德国纳粹。传统主义的基础在北方的纳瓦雷省，法朗琪主义势力以务农的卡斯蒂里亚省为大本营，而两省均极闭塞，与外界交通极少。另一方面，加泰罗尼亚人与巴斯克人都是从事工业和航海者，他们使西班牙国家与欧洲及世界各地发生联系。所以除了社会经济的分歧以外，西班牙还有各省与各民族要求在国内自主的斗争。西班牙的帝国主义美梦与这些内部分歧互相抵触，而且这种帝国野心也无相应的经济力量做基础。

在农业与矿业上西班牙诚然有生产潜力，但它的出口品主要为蔬菜、水果、坚果、软木，若干矿物如铜、水银、钨砂。1936年前西班牙工业化的进程甚速。但它的纺织工业及其他工业部门主要以本国市场为对象。在矿业及公用事业方面，法、英、比利时资本占支配地位。西班牙缺乏重工业，其经济与意大利的经济是相互敌对的，但与德国经济可以补充，1939年以来纳粹始终着重宣传此点。

纳粹的战后欧洲经济方案将西班牙划入补助性后方之内，在那里工业只占次要地位，仅供当地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建立所谓大西班牙帝国无异于白日做梦。不过纳粹也利用这倾向，鼓励大西班牙主义以抵制意大利帝国主义，并藉以掩饰纳粹势力对拉丁美洲的渗透。现在的需要和将来的无把握使西班牙既需要依靠德意，又需仰赖英美。西班牙曾向英国、阿根廷和美国接洽借款，又将矿产品售给德国，这个羸弱而颓败的国家为发展所迫而玩两面逢迎的把戏。不过，二战中的西班牙正在期待纳粹的胜利以便实现它的全部野心，那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因为有上述种种理由，如果纳粹胜利，西班牙在德国霸权之下奉命唯谨的从属地位必定比意大利尤劣。亦如意大利的情形一般，这里面藏伏着战后轴心体系内部矛盾的种子。

  

三 日本与“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既为轴心的一员，它的亚洲扩张计划自然得到德国的公开或暗示支持，但德国在欧洲的成功不一定既是日本在亚洲的成功。德国如果胜利，它不一定会支持日本的一切要求，但我们可以假定，就胜利的纳粹德国需要盟友而言，德国会倾向于鼓励日本的扩张。在这个限度内，“欧洲新秩序”会加强日本建立亚洲“新秩序”的运动。

日本的扩张方案完全包括在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之中。“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似乎是一件标有“德国制造”字样的商品，像是日本人从德国借来的一套观念，其实并不尽然。在明治维新后的30年之内，日本已开始它的帝国主义扩张生涯。1895-1896年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的第一步，结果它获得了台湾并控制了朝鲜，终于1910年加以吞并。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的东三省获得了立足点，逐渐发展南满铁路，并控制铁路沿线地方。日本利用一战的机会参加同盟国作战，攻占了德国在中国取得的租借地青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如果中国接受这些条件，必定变为日本的附庸或属国。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及美英法的外交压力，日本不得不撤回其一部分条件，但它在中国仍保有若干特权，不过这些特权经1922年华盛顿会议削减。

此后六、七年的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民主）”时期，日本在国内推行了比较和平而民主的政策，议会制度渐见加强，政治和公民权利亦有扩充，并且有若干社会改良与劳工改良见诸实行，日本的知识阶层渐受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欧美的观念在这些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在这六七年间，日本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份额，变为世界重要工业国家的一员。其出口贸易、尤其是纺织品的销行，在世界各处日益发展。日本这时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积极会员国，在国际劳工局的会议中尤其活跃。

然而在这些年中，日本的许多领导人仍继续要求拓张日本领土。他们的主要论点不外“日本需要更大的土地以容纳其逐渐增加的人口”、“需要原料和市场以支持其日益发展的工业”。日本的批评者却指出反驳的事实：1、日本到台湾朝鲜及中国东三省的移民人数非常少，可见日本所称“需要新的领域以销纳过剩人口”的理由不能成立。2、因为原料的生产者愿意将他们的过剩原料售给任何雇主，因此日本国家据有原料与否并不是实现工业化的攸关问题。3、日本人口增加的主要理由为工业化，而工业化又提高生活标准。

不过日本方面依然继续宣称以下论调：日本人口为7000万，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73人，其密度比任何其他大国都高。日本的铁矿微不足道，而其纺织工业须从外国进口棉花和羊毛。日本人以欣羡的态度指出英美法苏占有广大的人烟稀少地区，而四国共有世界80%以上的棉花、76%的石油、74%的煤、70%的铁。日本表示希望它的困难能以和平方式经过国联机构获得满意解决，但是自1929年以后，日本方面这种和平态度逐渐消失。1930-1933年间，世界经济大萧条造成的社会动荡给日本的陆海军集团和垄断工商业的各种反民主力量造就了他们期待已久的机会。他们打倒了国内的自由主义派及和平主义者，而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对中国东三省的大侵略。日本军阀与财阀又利用1931-1933年间西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彷徨情形建立所谓“满洲国”，并扩张到内蒙与华北。1933年，当国际联盟谴责这些行动破坏国联盟约时，日本竟退出国联。

“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帝国主义新扩展的第一步，随后又逐步扩大其活动于华北，建立各种傀儡组织，以便夺取中国的北方各省。日本军阀-财阀集团对中国东北及华北的经济开发投资达数十亿日元。随着日本军队逐步侵入中国领土，不独日本军部和大资本家集团，连日本人民亦幻想“可以在日本支配下、为日本利益、建立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日本的国家经济愈趋于扩充军备和对外的军事侵略，边愈趋于依赖扩充军力和对外的军事侵略。日本人民虽然为赋税的激增与生活费用高涨所苦，但也接受军阀和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方案，作为解决日本许多国家问题之出路。

1937年，日本采取了第二步更大的帝国主义行动，靠它与德意缔结的反共协定之支持，于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并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中国政府拒绝了它的最后通牒，日本于是对中国进行“不宣而战的战争”，一直到今天（1942年）还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已不仅是为它渐增的人口求出路，为它的工业寻求原料与市场的问题，也不只是那恶劣著名的1927年《田中密奏》所谓“自卫”的问题。（注：田中义一为日本首相。1927年夏，日本政府曾召集一个“远东会议”，田中出席参加讨论。该会的纪录未公布，《田中密奏》据说即是此次会议讨论结果之述要。这些结论主张日本用“铁血政策征服中国的满洲与蒙古，以为征服世界之初步）。日本现在的要求是根据一种狂妄观念，即认为日本命定要在亚洲乃至在世界负起一种“历史使命”，日本必定要做亚洲人反白种人的领袖与保护者。1933年日本荒木贞夫大将（General Sudao Ahaki）的一段声明可作为例证：“东亚各国现在成为白种人压迫的对象。已经觉悟的日本帝国不能再容许白种人继续压迫亚洲各国。日本民族必须具有那种精神与威力，使整个欧美世界深知亚洲的真精神，亚洲的文明，亚洲的仁道。日本民族必须进一步对他们（欧美）表现日本的使命。让欧美人民认识，让世界认识日本在这里——认识日本正在负起全部亚洲的责任。”

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所谓“亚洲人的亚洲”之大亚细亚神话与“拯救人类”的“世界使命”之神秘观念合而为一。近雄藤泽（Chikao Fujisawa）教授所著《日本人与东方哲学》书中的话可以代表这种思想：“日本天皇……即为圣主，会认为他的神圣责任不仅在爱惠保护日本人民，并爱惠保护呻吟于苛政与困苦下的外国人民。我们必须记得天皇本人以一身负起安定天下之责，天下即全世界的古称。所以，他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影响力，必须严格替天行道……”。

除此种狂妄情形外，日本还流行一些种族主义理论，其来源似为纳粹思想。日本军官土肥原贤二于1938年说道：“日本曾忙于满洲事件；现在正忙于中国事件。在东方一切国家中，只有日本能够负责执行那个使命，因为最善吸收现代文化的是日本。现在从事保存东方文明的精华（即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作为国民生活之基本要素的又是日本而非印度或中国”。

上述各种帝国主义观念于1938年到1939年间，被糅合成为“亚洲新秩序”的口号，其意义是以日本，伪满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为基础，建立日本的霸权。但德国1940年在欧洲的成功给日本帝国主义者树立了榜样，于是东京又创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新口号。所谓“大东亚”之“大”究竟含义如何，日本人拒绝下一确切定义，用意虽然在使其有伸缩性，以便因时制宜，尽量包括广大土地在内。日本的代言人曾声明“大东亚”包括若干南洋地方，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甚至大洋洲亦包括在内。“大东亚共荣圈”又暗示日本将控制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太平洋各岛，甚至澳洲与纽西兰。其它各地如东西伯利亚，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甚至印度与西藏亦可包入。

这种席卷东亚的野心恰恰适合日本各形各色的帝国主义利益，因为日本陆军主张大陆拓展，而日本海军提倡在海洋上南进。倘若环境顺利，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者，还可以兼有世界性的内容。在政治方面，日本野心家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可以将日本、华北与伪满作为“凝结不散的核心”，以东京为其中心，在其四周围绕着一群卫星国家、附属国、保护国和殖民地。将来这个大帝国各部分的政治形态将依照日本现时用以完成其征服与支配的各种方法与方式。将来会出现一些类似内蒙古德王的傀儡“自治”政府，在这些傀儡人物的左右布满日本的军事、财政、政治等“顾问”。将来会有一些属国被日本用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协定束缚手足，其安全受日本的“保护”，其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指挥，如泰国和越南。如果日本胜利，太平洋各岛大概全将变成它的殖民属地，略如台湾与朝鲜。

日本这种体系将为现代殖民地制度与古代封建关系的混合物。日本企图作各附庸国的主人，各属国将贡献物品与服务，而日本以它的海陆军“保护”它们。为实现它这种野心使命计，日本的海陆军必将大加扩充。这个“大东亚”当然不仅是一个政治的联合帝国，并且是一个“共荣圈”，换言之，是一个经济配成整体的区域，其物源的开发与使用是受日本人的支配，并为日本人谋利益。

日本为“大东亚共荣圈”拟定的经济方案，其实施程度远不如纳粹德国的“欧洲新秩序”，不过日本的计划足以预示它将来的行动，况且日寇的成就虽比纳粹还差。亦如纳粹在欧洲一样，日本帝国主义者最大目的在求东亚的经济发展“化整为零”，配合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满足日本的经济体系。因为日本缺乏充足的粮食，原料亦不足供它正在扩充的工业，所以日本规定的第一项工作是发展东亚的矿产与农业资源，并设法使农产品与矿产品销售于日本市场。日本又欲攫取东亚各国作为日本的市场，为独占这些市场计，日本决定用特别的贸易与通货协定牢牢地控制那些国家，用日本资本、并在日本支配下，在各地方分别发展各种工业。

日本经济方案已经在伪满洲做最大规模的试行。当1937年末，日寇在伪满建立“满洲重工业企业公司”以促进煤铁的开采，及飞机和汽车生产。伪满政府向南满铁道公司购得5个公司，包括昭和炼钢厂（Showa Steel Works）53%的股票，及满洲煤矿公司、满洲金矿公司、满洲轻五金公司与道和（Dowa）汽车制造公司等4个公司的统治股权。后来，这些计划均因无法实现而不得不缩小，例如汽车与飞机制造因无法取得外“国”订货而停办，而海上运输的缺乏、日籍劳工与工程人员的薪资过高，及设备的不充足，亦为实行计划的大困难。据日本方面自己的宣传，日寇在伪满的经济计划，其进展及有限：1938年在抚顺与本溪湖设立人造石油厂，松花江上游与鸭绿江设立若干水电厂，在所谓“东边道”（吉林通化地区）新发现一点煤铁资源等等。此外还成立了几个新公司，如满洲采矿公司、满洲锰矿公司、满洲电器化学公司、满洲人造燃料公司。

日本在伪满的投资至1939年已增加到30亿日元，但其经济计划的发展因战争在欧洲爆发而停滞，因为这些计划依赖德国的程度甚大（日本靠满洲的大豆换取德国的机器），再则关东军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对满洲的农业经济妨害颇大。日本企图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在自己的经济支配下扩建伪满工业一事实际上成就甚少。

在华北与内蒙古（日寇将察哈尔与绥远划入所谓内蒙“自治”政府所辖区域），日寇特别注重开发棉、煤、盐、铁与羊毛资源。华北煤矿的藏量亦属世界最富之一，据估计约有2000亿吨，其品质亦佳。日寇已接收华北各重要煤矿，除了若干外国资本经营者在外。纱厂、面粉厂与羊毛贸易完全落入日寇之手，由日本私人公司或军部经营。

由于战事、水灾、中国人的反抗、交通困难及资本缺乏等原因，日寇在华北的活动结果并不佳，不过日本所采取的措施足以代表其野心。日寇在内蒙古的作为亦如在华北一样，是野心大而成就小。在华中与华南的占领区内，日寇的活动情形大致与在华北相同。日寇接收了各种工业，如纸烟厂、水泥厂、毛棉纺织厂、造纸厂、玻璃厂等，成立了一个伪“华中兴业公司”，股份由日本政府、日本各银行与日本公众分别认购。该公司下面又有一些附属公司，分别经营电器、自来水、制丝、地产及航运等事业，此外更设有若干特种公司，如华中盐业公司、华中航空公司、华中丝业公司等。

日本在拟定的“大东亚”其它区域内也曾企图建立其经济优势，结果亦不见佳。这些区域将来在所谓“共荣圈”所占的地位如何，将视其物产的性质及日本的需要如何而定。越南有重要煤矿，无烟煤的藏量据称有200亿吨，铁矿品质亦佳，但数量甚少，不足供大规模工业化之用。越南的锡和森林产物颇丰富，例如硬木、漆、油、钨、铅、石墨、硫酸盐矿、锌铬均有，但数量不多。越南亦产树胶、铜、银，其胡椒、桂皮、咖啡、干椰肉、植物与棉花相当丰富。越南的农产品以稻米、玉米、大豆、蓖麻为甚。越南如并入日本的“共荣圈”，大概仍继续作原料的供给地，当地的米、煤、铁、锡与橡胶可出口至日本，日本则将工业制成品销往越南。

自1932年立宪革命以来，泰国的民族主义颇为抬头，且有求经济自足之趋势。但日本在泰国将采取它在别处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泰国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后，它的米、锡、橡胶与麻栗木将为日寇利用。泰国亦如越南，而比越南更可作为日寇向西南拓展的前进站。

荷属东印度每年供给全世界橡胶消费总额的1/3，全世界锡消费总额的1/5，全世界石油消费总额的1/19，并且几乎独占世界金鸡纳霜的生产。其糖、烟草、橄榄油、坚性纤维、氢氧化铝、干椰肉和香料出产亦丰富，将荷印并入“共荣圈”，实为日本梦寐以求。

菲律宾群岛的主要出口品为糖、椰干、可可油，这些东西对于日本用处甚小。因为菲律宾的农业向来是应美洲市场而发展的，因此日本对菲岛农业作重要的调整，使其产品适合日本需要。日本一旦将菲律宾纳入它的“共荣圈”，菲岛发展轻工业的企图很容易会被日本摧毁。菲律宾既不易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则日货在菲岛的销售自当增加。

日本专家期望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便将上述各地并成一个“共荣圈”。如果此计划成功，日元将成为“大东亚”区的支配通货。日寇在中国各沦陷区如伪满及华北若干地方所实施的办法可以作为例证。在这些地方，日寇成立的傀儡政府设有伪“中央银行”，发行钞票。各地方的通货主要为那些银行发行的钞票，与日元并用，且按日寇定的汇率兑汇。伪满与中国各沦陷区的伪“中央银行”可以用日本银行发给的存余作为当地通货的准备金。但日寇在其占领地同时滥发钞票及军用票，以致当地的通货异常混乱。

在东亚成立一个“日元集团”的念头已成为日本的一个牢不可破的狂念。日本帝国主义者人为这事对与日本的福利有莫大的关系，并且是保证其繁荣的唯一源泉。日本会努力设法稳定各“日元集团”国的物价；在理论上亦会视各种辅助通货（例如伪满的钞票，伪蒙的钞票，伪北平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伪南京中央准备银行的钞票，以及日寇在华中，华南发行的军用票）可以与日元兑换（译者按：日寇为操纵金融、吸收物资，在各占领区随时改变各种伪币与日元及“军用票”的兑换率，故中国沦陷区货币之异常混乱，原因不仅为黑市的存在，日寇的故意操纵亦为一大原因）。

如此看来，日本的方法在本质上与德国一致，在形式上与德国不同。日本把贸易协定放在次要地位，而更依赖直接支配。一个“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等于要在占地球1/5的面积、又有5亿种族及复杂的人口之区域上，建立7000万日本人支配与指挥的经济协调，虽然日本民族自信其“种族优秀”能够愉快胜任，但这工作对于它们来说仍然未免太大了。

在社会方面，“大政冀赞运动”颇提倡刻苦与平等，不过它认为人民生活的改善非一朝一夕的事，而须待诸将来。这运动主张削弱贵族与富人的社会的和政治势力。在文化方面，“大政冀赞运动”主张恢复日本固有的哲学与道德。据这般日本宣传家说，这种文化可以使整个东方团结于一些共同理想构造的精神之下。日本自夸“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后目的在将相互依赖的各国团结起来，在日本领导下成为一个大区域集团，达到经济自足。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包括地域那么广，资源种类又那么多，可见日本极想在地理和经济现实中为它的野心找基础。但是，在这“共荣圈”内劳工缺乏训练，技术与经理能力亦差，而日本自己又缺乏可以自由运用的资金，所以这“共荣圈”是在没有经济自足的基础。也许日本可以与纳粹德国商定特别办法，以解决它缺乏资金的一部分困难。日本也许可以与德国成立“物物交换”协定，如同1939年以前伪满与德国所缔结的。但是战后的大德意志（即令德国胜利）自己需要原料，也不会有甚多的过剩资金可以帮助日本。日本与德国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大东亚共荣圈”和“欧洲新秩序”即使成功，亦将同病相怜而陷于经济竭蹶与经济压迫中。日本如继续在“大东亚共荣圈”之外各处争取出口市场，必然引起更尖锐的竞争与恶感。日本如在政治上成功，其后果亦大致相同。它的“大东亚共荣圈”本身便含有国际矛盾的要素，甚至对德国矛盾的要素。纳粹的“欧洲新秩序”（如果成功）必然伸入近东，已达印度的边境。大德意志必将关切它的附庸或友邦如法国与荷兰之殖民地。在中国，日本不能避免与美国的矛盾。美国对太平洋的兴趣日益增长，又岂能让日本御用的“大东亚”高枕无忧？

  

四、殖民地的重新分配

殖民地和殖民地方案在纳粹的战后世界计划中占有巨大而重要的地位。纳粹在这个问题上时常修改传统的德国政策。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战败被俘后，法国皇后欧仁妮曾谴秘使，恳求以法属印度支那让德，请德国勿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俾斯麦说“吾人不欲获得殖民地，因为德意志之有殖民地，犹如波兰之穷贵族，粗衬衫尚且不得，却常披貂皮外套。”然而俾斯麦在位时亦未尝不欲取得殖民地，只是普法战争后德国的首要任务题是孤立法国，倘急求殖民地于海外，必见妒于英国，同时鉴于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动辄忘却祖国，为外人同化，因此俾斯麦不愿以有限之精力作无限之牺牲。但他仍允许卡尔·彼得斯（Karl Peters）领导的、非官方的德国殖民运动派自由活动。彼得斯于1882年创立德国殖民协会，但俾斯麦自己最初不表示态度，直待他依据法兰克福条约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德国后，始提出德国的殖民地要求。同样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不主张德国从事海外扩张，认为在海外扩张不如在欧洲扩张对德国之有利，但他后来却核准国社党政纲“25点”中的殖民地要求，1933年后并鼓励德国殖民地运动派的活动。

自1936年以来，希特勒本人开始提出殖民地要求，认为那是第三帝国的一项主要需求。一战结束后，德国殖民地全部被改为别国的委任统治地，照凡尔赛条约第119款，德国“将它对海外属地的一切权利与财产所有权”让与各战胜国，德国政府在其殖民地的一切财产亦须无偿交出，但德国政府为购置或建设那些财产所负的一切债务，及为发展各殖民地所负的一切债务，仍然负责。德国人民在这些殖民地上的私有财产也按照凡尔赛条约第121款及297款乙项，由战胜国得“保有或清理”。当纳粹于1933年取得政权时，德国的殖民地运动早经获得德国各种集团的支持，1922年间约有12个殖民运动团体与较老的殖民协会合并而组成德国“殖民地运动协会”，继续为要求恢复德国旧有的殖民地而宣传，1925年又出现一个“殖民学会”，在各大学的教授与学生中间宣传德国必须有殖民地之理论。

纳粹于1933年上台后不久，即成立了德国殖民地运动同盟，将上述各团体及其他组织——如1882年创立的德国殖民地协会、1922年成立的德国退伍军人殖民地运动同盟——统一合并，以期宣传工作能更有效。其目的在求自给自足与重整军备的第二个四年计划开始后，纳粹政府在国内外展开猛烈的殖民地恢复运动。放第一炮的是戈林将军（他父亲是德属西南非洲的一位殖民地官吏），于是有许多纳粹要人随声附和，最后希特勒亲自出马，在纽伦堡国社党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布德国要求恢复它的殖民地，德国需要殖民地作它一部分的“生存空间”。于是德国的殖民地运动组织依照纳粹官方的新政策进行了一番改组与加强。1933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地运动同盟在1935年夏秋间被解散了，取代它的是国社党殖民地部，其主持者为1919年前曾任德国殖民地军官的埃普将军（Ritter Von Epp）。1936年又经过一番改组，国社党殖民地部与该党其他部门如各种青年组织、宣传部及劳工阵线的关系，以及它同政府部门如外交部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1936年至38年间，纳粹加紧其殖民地恢复宣传工作，在国内举行了无数的公开讲演、特别集会及殖民地展览会，开始以款项津贴在原德国各殖民地的纳粹组织。在南非联邦，纳粹尤其积极宣传煽动将德属西南非洲归还德国的运动。

1939年前，纳粹殖民地运动的特定要求为恢复德国原有的殖民地。纳粹的辩护论点是：（一）德国有收复旧有殖民地之权利；（二）归还德国的殖民地可以消解凡尔赛条约的一项不平办法，因而有利于国际合作与和平。他们认为德国需要殖民地以销纳其过剩人口。埃普将军于1935年6月17日对德国殖民地运动同盟演说：“我们的殖民地要求，今日可以用两个字包括：面包和荣誉”（《泰晤士报》1935年6月19日）。

1933年以后，纳粹除了“德国荣誉”与“过剩人口”两项藉口外，又新添两项要求殖民地的理由：德国需要原料和市场。远在1926年，当协约国与德国讨论关于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时，沙赫特博士首先提出一种理论，说“原料之获得”与货币问题及殖民地占有密切关系，1928-1929年讨论杨格计划时他又重申其理论。1933年，德国代表又将这套理论向伦敦的经济与货币会议申述。这套理论不久便掩盖了德国要求殖民地的一切其他经济理由。

自1933年至1939年间，纳粹对于殖民地在他们的世界经济方案中的地位趋于明朗。照纳粹的见解，大德意志必须有大片的殖民地，不仅因为无殖民地便不成为一个强国，并且因为殖民地的占有给一个国家许多好处。纳粹现在不再说“德国要殖民地以移居过剩人口”，因为大多数殖民地不仅不适宜于白种人的大规模居留，而且照纳粹看法，白种人如在各殖民地大规模地居留，在种族观点方面“亦有弊害”。国社党殖民地政策局局长施诺克（Panl Schnoeckel）曾撰文说明“大规模的殖民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德国将来只可派出相当数目的德国人到殖民地留居，求其足已开发殖民地的资源而已。不过他们又宣称殖民地可以为德国那些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找到一个发泄精力的出路，使他们获得必要的经验，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好手。另一位关于殖民地要求的纳粹名作家洛巴赫（Paul Rohrbach）于1935年著《德国的非洲》一书中有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相信非洲是德国小农移居的良好地方，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如果认为我们旧有的殖民地可以安置‘几百万’德国移民也是完全错误的。白种人应该——德国人尤应该——在非洲过一种比黑人更高级的生活，应该从事更好的、更获利的劳作，应该生产更有价值的物品。黑人是天生繁殖于非洲的土人，白种人在非洲的移民应该为一种‘质的居所’。”

未来德国殖民地的首要任务是作纳粹欧洲经济的附属物。德国将发展其殖民地以求补充欧洲粮食与原料之不足，同时作为销纳大德意志工业产品的市场。至于纳粹德国拟在欧洲各国现有的殖民地中将哪些据为己有，有资料称英国在1938年曾试探过将比属刚果与葡属安哥拉让与德国的可能。但如试分析殖民地局势便不难看出，德国倘若胜利，会将非洲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日本已经将荷属东印度、及太平洋与远东其他列强殖民地划入“大东亚共荣圈”。德国将来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和日本争那些殖民地，不过它会支持荷兰与法国，以限制日本，免其毫无顾忌。也许将来因美国的反对，纳粹不能攫得英法荷三国在西半球的属地。北非，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与利比亚，属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之殖民地要求范围，也许德国至少在短时内不会公然与意西争夺。但除此外的全部广大非洲似乎可以满足纳粹野心至相当时期。所以纳粹如果胜利，德国的殖民地发展路线似乎是成立一个非洲的德属殖民地大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前，若干德国人的确曾主张德国应建立那样一个大非洲殖民帝国。德国最知名的殖民地问题专家保罗·柳迪文博士于1917年著“中欧与中非”一书，其中有这样的话：“无论前瞻如何，又一件事是明显的。如果德国没有殖民地政策（Kolonial Politik），德国绝无参加世界政治之理。自从新发现时代到如今，只有殖民地列强或不竭不尽的巨大帝国如俄国和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生作用。一个国家如无殖民地，其世界经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柳迪文博士认为“小的殖民地如青岛，甚至非洲的老殖民地，均无足取，因为在战时德国无法保护它们”。他主张德国应该限制其殖民地于非洲。他说：“如果在中部非洲占有一大片领土，东滨印度洋，西接大西洋，那可以为德国的殖民活动贡献最好的机会。这一片大领土必须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殖民地喀麦隆、德属东非及西南非洲，并将这些地方并成一个整体，通过比属刚果、英、法、葡的南非殖民地。为了政治的理由，这个德国的中非之确切疆界暂不确定较好。关于此事已有拟定的建议书，但目前必须严守秘密。我们现在只需指出一点：在民族方面和经济方面，德国的中非洲将来可以满足一切。”

在纳粹管理未来殖民地的各项计划中，他们准备严格地、彻底地应用其种族理论。关于这一点，纳粹的宣传是就当前的政治目标而随时伸缩改变。例如，当希特勒责备法国使用非洲土著军队占领鲁尔地区时，他痛抵黑人为“半猿猴”。但在讨论对待非洲土著人民的政策时，纳粹却宣传一些最利于他们的建议与理论。保罗·柳迪文声称“德国的种族理论不主张各种族的价值有差别，只承认各种族的品类有差异；而根据种族的特性，德国是促进各种族发展的最佳民族。”

有趣的是，纳粹的殖民地问题作家严厉批评英法比等国统治殖民地的行政方法，他们指摘英法比荷诸国对待土人“严酷而不合理性”，而且诸国发展其殖民地经济资源的方法又不足以使白种人获得一切可能的利益。在另一方面，这般纳粹作家极力渲染当年德意志帝国在非洲及海洋洲的殖民活动成绩何等辉煌。据纳粹的宣称，德国的殖民地政策最适合非洲黑人的特殊心理和“种族特性”，在经济上又最有成效。一般来说，纳粹相信旧式德国殖民地组织恰到好处，今后仍继续施行。他们称德国这种殖民制度为“父性统治制”（Vaternal Authorilorianism）他们认为这制度可以保存土人的部落形态，土人社会组织的思想及酋长的权威。在将来德国殖民地制度下，土人只视德国统治者为当地各部族与各组织所构成的等级体系中的最高一层，而德国殖民地的行政长官（总督）只是各酋长与各小酋长的金字塔体系之顶端而已。据纳粹说，权力在上，责任在下，那是非洲黑人已承认的原则。因为“上边有权、下边有责”正是纳粹的组织原则，所以将来德国殖民地的一切均可以有最好的发展。纳粹特别具体指出，他们将来决不强迫土著人民信仰耶稣教而摧毁土人的根基他们也绝不向土人宣讲他们（土人）与欧洲人是平等的。德国将不许土人在任何理由下离开殖民地而到欧洲去。“不过，有色人得在其故乡享受充分的生活权利。土人不得成为德国公民。德国的种族法律将施行于各殖民地。”依纳粹的计划，土著学校不得教授任何“欧洲事件”，否则土人会知道欧洲为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丧失他们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心。但，德国在它的殖民地，一方面将培植当地的文化，一方面将教导土人“一种了解欧洲文明的入门知识”。在原则上，土人不得入高级学校与大学受教育，德国将专为土人设立特种剧院，电影场，及其他游戏与娱乐场所。纳粹这种方案将与“民主殖民地政策所宣传的反种族的平等主义”恰恰相反。（赫希特博士 Gunther Hecht 1938年12月所撰《殖民地问题与种族思想》。赫希特为国社党种族政治局的专家）

纳粹对非轴心各国的关系


纳粹和他们的轴心伙伴为欧洲，非洲及远东拟定的计划，只是他们的战后世界改组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如欲明白纳粹“新世界秩序”的整个图画（全部轮廓），必须知道纳粹对于苏联，大英帝国，及拉丁美洲的预定政策。

一 纳粹与苏联

自从俾斯麦时代以来，德意志帝国主义因为对于俄罗斯抱有两种互相矛盾的目的而举棋不定。一方面，德意志帝国主义垂涎乌克兰的大仓库与高加索的丰富油田，极想从俄国攫取这些地方而直接或间接加以吞并。另一方面，德国帝国主义又想和平利用俄国的市场，特别感觉有对俄维持友好关系的必要，以免一旦德国参与一个欧洲战争，有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俄国对于德国也会在两种矛盾的态度与政策间徘徊。自卡德林女皇时代以来，俄罗斯发现了它可以与德国取得妥协，而在西境取得领土。另一方面在俄国的西境，德意志总在那里限制俄国西向扩张，特别在波罗的海巴尔干爱琴海，及近东诸方面，而俄国为着抵制德国侵略乌克兰计，又必须设法与其他欧洲国家缔结同盟。利益与猜疑的互相矛盾同样毁坏了俄国对德国的经济关系。俄国虽然需要德国的工业成品，和技术帮助，但又不完全欢迎德国这些东西，因为德国总是企图将农业性俄国变为工业性德国的一种“经济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俄之间这种时亲时疏，或冷或热的关系，最后因法国需要军事同盟与英德互争霸权，而获得均衡。由于这两种发展的结果，1895年成立了法俄同盟。十年后产生了英法俄三国协商。但是三国协商成立后，俄国对英法的态度依然不十分稳定。特别是英国，在波斯湾，印度及中央亚细亚，是俄国的竞争对手，并且是俄国向那些地方扩张的主要障碍。英法两国敌视俄国对鞑靼尼尔海峡的野心。两国在远东又与俄国对抗。所以为俄国计，利在削弱英法，但又不希望英法太弱，以免一旦俄国对德国或日本发生战争时，英法不能援助俄国作战。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改组俄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后，苏德关系及苏欧关系，因共产主义与“世界革命”问题而更变复杂了。但此中基本因素，仍与俄国革命同样重要。在过去二十五六年间德苏关系中的矛盾趋势演成四度反复的极端改变。

从1918年3月到1922年4月，苏德关系的安排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一直转变为拉帕洛条约。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同年德苏又签订柏林补充条约），德国帝国主义者，陶醉于军事胜利和威力发展中，夺取了俄国的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又将乌克兰改成德国的一个附庸国。莫斯科的苏维埃政府对于这种攫取俄国领土的德国，当然不能有好感。但它对于后来战胜德国的协约各国亦同样不能有友好关系，因为法国英国日本和美国均援助白俄进行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而法英日三国政府并各图侵夺俄国的领土。巴黎和会不但未邀请苏俄参加，并且依照维尔逊总统的“十四点”组织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及波兰四个独立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虽然相信国际主义，却不甘心接受巴黎和会这种安排为最后的安排。他们认为波罗的海诸国是苏俄与西方世界的桥梁，又是苏俄自卫的军略要点。当1921年至1922年间，苏联政府承认波罗的海诸国后不久，俄国共*产*党员中间，流行着一种意见，认为一旦“适当的”时候到来时，苏联将收回波罗的海诸国。（注：此乃作者根据1921年至22年与苏俄要人谈话后所得的印象。读者可参考费休 Lowis Fischer 著“斯大林初年的扩展主义”一文刊于1940年12月号“常识”杂志）当1919年至20年间，布尔什维克希望欧洲发生社会革命，但1920年苏波战争的结果及1921年克农士达（Kronstadt）暴动的失败，粉碎了欧洲社会革命的希望。列宁于是开始向协商各国表示愿意来往，它施行了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引起了西方金融集团在俄国获得经济权益之希望，允许美国赈济当局运粮食救济俄国的灾民，而俄方亦派人出国接洽外国的经济协助。1922年春间莫斯科方面希望英相路易乔治召集的机诺亚会议，既以恢复欧洲与苏联的正常关系为目的，可以产生一个大规模的国际投资计划，以协助战乱后的俄国之经济复兴。不久，机诺亚会议将不能达成其主要目的，已成显然的趋势。莫斯科于是转而与德国接近。德国自凡尔赛条约成立后，已有毅然与俄国合作之趋势。德国工业家认为行新经济政策的苏联又有重作他们的原料供给地与市场之可能了。甚至有人主张组织一个美德苏辛迪克，以美国的资本供给德国的工业，去发展俄国的资源。当机诺亚会议继续开始时，德苏两国代表在拉帕洛举行谈判，而法国报界却痛抵此事为“不满意分子的阴谋”。但苏德终于签订商约，随后两国更缔结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就是根据这个密约，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的禁止规定派定色克将军（Von Seeckr）在俄国境内训练军队，并试验新式武器。（参考美国Foreign Affairs 1940年1月号国际时事刊所载J.W.Wheeer-Bennett惠勒班纳撰“从卜勒士提，李托夫士克列拉帕洛”一文。）拉帕洛条约以后的十年间，尤其自1925年4月24德苏两国在柏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德苏关系在经济方面颇为密切。在政治方面彼此“应付得当”（Correct）。苏联获得德国的信用贷款，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日趋发展。到1927年至28年间，达到这时期的最高点。由1931年至33年间，苏联对德的输出渐渐减少。但因大量购置德国的机器和工厂设备材料的结束，苏联由德国来的输入品日渐增加。苏联聘用大批的德国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以协助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至1932年）之实施。在政治方面，苏联对待德国，亦如它对待其他的国际联盟会员国一样——德国于1926年加入国联。第三国际在德国照常活动。苏联的共*产*党帮助德国的共*产*党，而后者对于那作为威玛共和国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及民主主义派诸力量发生了不小的破坏作用。纳粹与共*产*党间彼此的仇恨虽然极深，希特勒的上台（1933年）最初并未改变苏德间正式关系（邦交），但因为纳粹德国的帝国主义目的，及其潜在的军事力量，愈趋愈明显，德苏关系忽然改向另一极端发展。苏联决定“重回欧洲”，于1934年加入国联，与法国及捷克缔结互助协定，并发动了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以抵抗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运动。在那一方面，希特勒以反赤元帅自任，发动了激烈的反布尔什维克运动。1936年，他和日意两国成立反共协定。其后西班牙及别的国家相继加入。苏联认为这是对它的领土和生存之一大威胁。当1938年及1939年春间，苏联当局断定那构成“绥靖”政策之一主要因素是英法两国的守旧政治领袖希望利用纳粹主义做反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工具。苏联这种认识不仅是根据西班牙战争及慕尼黑事件，而且是根据慕尼黑协定后德法两国的政治谈判及德国资本家与英国工业联合会的经济合作运动。在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决心以强硬手段解决波兰问题，又明知此举有引起对英法作战的危险，而意欲避免德国两面作战，于是毅然一变而与希特勒不久前不共戴天的布尔什维克实行妥协。德苏协定于1939年8月23日成立了。德国缔结这协定的理由不须详细解释。希特勒，李宾特罗甫和他们的同志并未改变他们对苏维埃主义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观感，但他们需要保障德国的东境，需要扩大战时物资供应可能来源地域。也许纳粹根本没有预期俄国会供给他们多量的石油，小麦，锰，铬，锑等物。可是，无论如何，在战争与封锁情形下，俄方少许供给也是聊胜于无。况且纳粹希望用德国的技术协助或许可以增加并加速苏联的接济。苏联于1939年8月20日签订德苏商约后又接着与德国成立协定，其动机显然在谋“俄国的利益”。英法两国不能允诺以什么帮助支持苏联对抗德国的挑战，那么苏联不免要独立对付德国的进攻。当时苏联在军事上与经济上，尚无这种充分准备。在此种情形下，战端一开，德国不难占领波兰，波罗的海各国及芬兰，而使苏联在很长时期内不易规复它的旧疆土。在另一方面，苏联对德暂时妥协，可望重新占有那些地方以及波兰的一部分。最后还有一点，苏联领袖们认为英法两国可以随时改变态度，对希特勒讲和，而促成纳粹进攻巴尔干与乌克兰。的确，当时共*产*党的报刊一致宣称德苏协定足以表现苏联维持和平之目的，而且为苏联的一个胜利，因为它打破了张伯伦的包围苏联政策，并防止了希特勒进攻乌克兰之帝国主义目的。（参考1939年8月26日及1940年2月17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世界新闻”及1940年1月至10月苏联科学院月刊“世界经济与政治”所载讨论苏联外交政策的论文。）苏联当局希望情势会朝相反的方面发展。如果战争到来，希特勒会向西欧用兵，结果纳粹德国与英法诸国自相削弱。这些考虑使苏联于1939年与纳粹妥协。但是，权宜的结果显然不能持久。苏联领袖们当然不欢迎纳粹胜利。纳粹的胜利会使苏联受制于德国。并非共*产*党的观察家尽管指出纳粹体系与苏维埃体系之间有许多类似点，而统称之为“集权主义”，但苏联政府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致反对这种混同看法，而认为纳粹体系与苏维埃体系是两个不同世界。在共*产*党看来，纳粹主义依然只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最后阶段，依然只是为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摇摇欲坠的权利谋苟延残喘之计而已。在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苏联已经走入社会主义的进化阶段，最后将达到共产主义。在俄国共*产*党看来，纳粹体系是建立于异族迫害，私有财产，国家主义的侵略之上，而苏维埃体系是以社会化的工业，文化与种族的宽容，及民族自立为基础。两者之间毫无相同处。他们又认为，德国如果胜利，结果会加强纳粹，并令德国的“独占资本主义得以从事改组世界支配世界。那是对苏联的经济体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威胁。在另一方面，纳粹也没有因德苏协定，而对苏联的行为涣然冰释。虽然无统计数字可考，尽人皆知苏联并未以多少物资接济德国。各种估计又预示苏联不会对德国输出大宗的粮食，油，及其他原料，使德国的缺乏得多大的补充。（参考1940年1月份“国际时事”季刊中浩斐 B.G.Hophew所撰“俄国能够帮助德国多少？”一文）这种失望的局面及战略考虑使纳粹以他们素常的突然而爆裂方式，改变策略，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以期一举而消灭俄国陆军，取得苏联物资的绝对支配。纳粹如果战胜俄国，结果会造成苏联体系的瓦解。纳粹拟定的对苏方案，与德国在1918年企图加诸俄国者，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建立傀儡政府，直接吞并俄国沿波罗的海及西部的领土，在莫斯科制造奎士林（Quisling 及芬兰的汪精卫）式政府。这都是纳粹计划中应有的项目。纳粹甚至会更进一步企图在西伯利亚建立傀儡政权，而加以支配。但这些计划根本是靠不住的。经济的需要使俄国各民族非统一不可，即令纳粹对俄的如意算盘能够实现，这种经济大势亦将反抗德国。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体系是旧俄企求工业化与领土扩张的延续。列宁在理论上为帝国主义做成一种分析，在实施上创立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而这种设施如当作扩展的根据，其效力且有甚于旧俄者。列宁的政策是承认一切民族与种族集团的平等，允许这些集团享受完全的文化与行政自主，只要某些民族与种族集团是各自密集于一地域，而顾得政治上的承认，则允许它们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作为独立自主的共和国。苏联的结构对于愿意加入联邦或愿意与它同盟的国家，数目如何无限制。如果一个国家不方便直接加入联邦，苏联可以将它组成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而与它缔同盟。这样，苏联的疆土可以超过旧俄的领土。苏联的扩张主义一半得力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论的普通性。“世界革命”是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求经济上及政治上的世界统一。但苏联扩展主义的另一动力是苏联有一种倾向，要加强它的政治地位，并把握“世界革命”的领导权藉以发展它的经济与文化势力。在将来，苏联的利益在加强它在各邻邦之势力。在目前，苏联扩展的最大动机是政治性的，但这里面还藏着一种强烈的经济动机。在革命前，俄国对巴尔干各国，波斯，中国及其他邻邦的贸易，其数额颇可观。苏联的经济虽然有弱点，它却继续与上述各国通商。近年来更尽量求其发展。在它自己的预想中，苏联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也许从爱琴海到北冰洋，从印度洋到太平洋这一广大区域的交换中心便是俄国。所以，无论纳粹进攻，俄国的结局如何，俄国的工业化和经济政治扩展，必然会阻碍纳粹的野心与方案。纳粹尽管夸口德军攻入苏联，不仅解除他们两面作战的威胁，并且解决两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体系之冲突。但是，一个战后的纳粹世界将发现俄罗斯经济政治发展中有使它非统一不可的各种基本因素，而这些因素将永远使纳粹世界统治发生威险。

二 纳粹的大英帝国观

过去三十余年中，在英德两国人民中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感觉，认为英德两国就情理与历史关系说，是命定了会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英国外交家从包尔福勋爵以至尼维。韩德生莫不努力设法求英德的和好，而许多德国的代言人亦坚称德国必须避免与英国作战。（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十三张完全是说明德国应该以英国为盟邦之理论。）英德两国的资本家曾一再研讨关于经济与金融事件，双方如何在欧洲各处采取共同行动。直至1939年3月间，还有这种谈判。自1919年至29年，英国始终努力维持一个相当强大而繁荣的德国。这一切努力构成英法摩擦的一个源泉，亦是国际联盟失败的一个主因。然而1933年以前的，及1933年至39年间的英德合作运动均告失败，其原因本书已有述说。不过有一个事实必须特别重加指出，因为那是了解纳粹将来政策的关键。英德两国间过去有，现在依然有许多共同之点。——最重要者，两国彼此尊重对方的能力。在1939年以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觉得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往还，比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领袖相处，较容易投合；德国方面对英国人也有同感。双方均知道如果英德携手，共同行动，彼此可获大利益。可是，在此次欧战中，英德却成主要敌人。最大原因为双方不能寻出一种临时过渡办法，让英德双方能平分春色，不分轩轾。在这种背景下，影响纳粹对英态度的因素不完全是不利于合作的。纳粹的殖民地方案诚然足以夺去英国殖民地之最大部分，甚至会攫取印度。但纳粹可能容许大英联合邦（即英国，爱尔兰自由邦，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其中唯南非联邦的地位困难）与纳粹的野心计划和世界统治并行不悖继续而为另一个“生存空间强权”。大英联合邦这样降而与德意志帝国平等存在时，可能成为战后困难世界中纳粹的一个友军，一个助手。它可以在远东牵制日本的野心，在近东妨碍苏联的发展，同时可以遏制美国的影响与威力。希特勒和他的顾问在1939年以前，曾经发表许多言论，足以证明上边的分析。自1939年9月以来，纳粹出版物才不断痛骂英国，抨击英国政府，并连篇累牍说明英国在欧洲及世界政治上所起的破坏作用。但是在全部反英的文字中，纳粹从未发表完全破裂大英帝国之言论。纳粹的经济方案诚然表示纳粹决心取得世界领导权。在商业方面，金融方面，及政治方面，柏林准备取伦敦的地位而代之。但是，纳粹这些计划中仍然为伦敦保留第二位或第三位的席次，并且仍然为一个削弱的英帝国体系留有生存的余地。

三 对拉丁美洲的控制

德国对中南美洲各国的经济关系久已对德国的生活有重要影响。1914年以前，德国与中南美洲各国有大规模的商业往来，德国在那里的投资亦相当多，并且不断努力在那里发展政治和文化势力。1913年，德国吸收中南美洲20个共和国的输出总额百分之十二，德国供给这20国的商品，占他们全部输入的百分之十六又小数五，（1913年，这20国的输入共值1326640000美金，其输出共值1547989000美金）。德国在拉丁美洲的贸易中占第3位，第1位为美国，第2位为英联合王国所占。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德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完全被切断，1919年始逐渐恢复。当1925年至29年的所谓繁荣时期，德国恢复了它对拉丁美洲贸易的很大部分，虽然仍在1913年水准下，并且比美国与英国相差甚远。1929年，德国由拉丁美洲输进的物资占后者输出总额百分之八稍强（总额共值29、129000、00美金）它供给拉丁美洲的商品，占后者输入总额百分之十（总额共值2425000000美金）。当经济恐慌时期，及希特勒上台的初年，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仅能维持现状而已。但自纳粹第二个四年计划及1936年的重整军备方案实行以来，德国开始有计划的如紧发展其对拉丁美洲各国的贸易。当1936年至37年间，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输入与输出贸易逐步增进，至1938年达到惊人的数额。德国需要拉丁美洲供给的主要物产为小麦与玉蜀禾，棉花与羊毛，肉类，兽皮，铜锡及其他五金品，硝酸盐与石油，咖啡与可可，水果，植物油，细致木料等物。以这些产物接济德国的主要为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中美及墨西哥。德国以工业品输往这些国家，及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交换其物资。1935年后德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难题，为如何以有力条件输入外货，而同时避免用黄金或外汇付账。在东欧，纳粹采用清算制已达到此目的。对拉丁美洲，纳粹用直接的以货易货制；例如，以德国工业品交换巴西的咖啡或棉花；但其对拉丁美洲的主要办法是用私家抵偿协定，以所谓ASKI马克做清算。ASKI是指在德国国内清偿的国外特种欠账（Auslander-Sonderkonten fur inlands Tahlungen）。按照这种ASKI制度，德国用一种特别马克偿付一个巴西对德出口商的货价，但这种马克只能作在德国购买德国货之用。如果一个巴西对德出口商不愿购进德国商品，可以将他的ASKI马克卖给一个巴西的进口商，后者可以用那些特种马克购进德国货。事实上，这种支付手续是由巴西银行和德国银行代办。某一德国银行将特种马克交付一个巴西银行。这个巴西银行便将匹索（Pesos）付给那个有关的巴西出口商，为将它存放那个德国银行的特种马克售给一个需要在德国付账的巴西进口商。这ASKI马克的规定价值是低于正式的汇率。不过这特种马克对各国不一致，适用于甲国者不能转用于乙国。所以，特种马克实是一种贬值马克，德国藉此受到两重的利益。德国购进拉丁美洲商品所付的价格表面上似乎比一般的较高，而德国可以将它的商品价格定得比其他输出国的较低。由于外国市场日趋萎缩，国内的剩余产品愈积愈多，拉丁美洲各国自然乐于在德国开一个市场，而与德国通商。结果，德国侵入拉丁美洲市场，这是有输出输入统计可考。德国商品侵入拉丁美洲市场后，受打击特别重大的是英国；1939年，德国商品，在拉丁美洲每一个重要市场——除阿根廷外，销售数额均超过英国商品。除阿根廷及少数其他国家外，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输出贸易不仅超过它自己1932年或1929年的水准，而且超过1913年的水准。1933年，巴西输入外货总额中，德国商品只占百分之十二，但1938年，德国商品占百分之二十五。自1933年至1938年，德国商品在智利输入外货总额中的百分比由一一小数点而增至二五小数点八；在秘鲁输入外货总额中的百分比由一零小数点三增至二零小数点三。1933年以后，巴西，哥伦比亚，及秘鲁的输出产业依赖德国市场之程度大为增加。不过，在若干重要市场，例如智利，墨西哥的市场，自1934年后德国虽十分努力推销商品，德货的地位比1914年前的水准，仅略有增进。拉丁美洲的最大输出国，阿根廷当1937年时，其依赖德国之程度已不如1933年，或1929年，或1913年。（参考1940年9月份，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会会刊中所载“争取拉丁美洲贸易”一文。）拉丁美洲人民虽愿意售货给德国，他们对于德国的贸易方法，却不完全欢迎。德国限制它输出商品的种类。结果，拉丁美洲商人在德国积有大批的特种马克存款，这不啻让德国间接取得拉丁美洲各银行的信用放款。拉丁美洲各国既从经验中发现对德通商的条件并不如他们原先希望之有利马们于是开始抵制德国。为要减少它们在德国积存的特种马克起见，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向德国购进式样过时的武器，及其他器材，甚至不管什么东西，只要德国肯卖的，它们及购入，藉以结清在德国银行的特种马克存款。另有若干拉丁美洲国家则拒绝接收或购买特种马克，并规定输往德国的商品不得超过限额，除非德国允许这些国家需要的商品输出，它们不改变态度。当1939年秋初欧战爆发时，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德国的马克存帐既无法取出，其价值也大为贬低了。（参考美国经济与社会设计协会第2种小册“大战和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政策”，1939年9月。）正如在1914年前的办法一样，德国近年曾经努力用投资及“文化”影响为手段,以求加强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关系。德国的工业公司和金融集团在巴西各处，取得若干矿产于让益。投资于咖啡及棉花种植场，糖业及其他企业，并成为南美洲商用航空事业中一个主角。依照柏林的德国对外宣传部之著名方法，拉丁美洲各国的德国人口已被组织为俱乐部，青年团体，及其他各种社团，以传布纳粹思想，并为纳粹德国的利益服务。自此次大战发生以来，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因英国海上封锁及其他原因，又一度减低至极微末不足道了。1940年，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输往德国的商品，价值约为7百万美金。换言之，即不到20国输出总额百分之一。他们由德国输入商品价值约为1千万美金。换言之，只等于他们输出总额百分之一又小数五。不过，纳粹在拉丁美洲的宣传却比以前更猛烈，规模亦较大。如果，纳粹战胜，他们必定会用一切方法发展其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此次大战结束时，整个欧洲将需要粮食与原料以补足战事造成的缺乏。拉丁美洲各国的粮食与原料的剩余，正愈积愈多，战后的生产还会增加。为养活欧洲的人口，在和平基础上重建欧洲工业，并维持这些工业以避免大规模的失业，纳粹（如果战胜）必须设法取得拉丁美洲的供给。此次大战引起的需要，非一时可了，而会延续多年。这些需要，将因纳粹为实现一个欧洲大陆新经济而施行的长期计划，而更形严重。数十年来，欧洲仰赖拉丁美洲的粮食与原料，以满足它一大部分的需要。单只欧洲大陆本身过去吸收阿根廷与巴西输出总额五分之二的商品，智利输出总额约三分之一；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输出总额五分之一。此外，联合王国（英）销纳阿根廷输出总额百分之三二，哥斯达黎加输出总额百分之二四；智利输出总额百分之二二；古巴输出总额百分之一四；墨西哥输出总额百分之十。1938年，全欧洲向二十个拉丁美洲共和国购进的物资，占他们全部输出总额百分之四五又小数七，换言之，价值为八万万四千万美金，其全部输出共值十八万万三千六百万美金。法国比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每年亦购进大量的拉丁美洲物产，战后很长一个时期中，欧洲仍将需要拉丁美洲的小麦，玉蜀禾，羊毛，棉花，牛肉，兽皮，咖啡，可可，铜，锰，锡，木料，油，石油，及其他拉丁美洲生产过剩而可以输出的商品，在另一方面，纳粹将来会利用拉丁美洲需要欧洲市场的弱点，而为他们自己打算。纳粹会那样规定对拉丁美洲的贸易条件，使自己能以最低代价购得拉丁美洲的物产，而以欧洲最不需要的商品售给拉丁美洲。在1939年前，德国对拉丁美洲的贸易方法，很适合纳粹这种利己害人的目的。不过德国如果战胜，也会将清算协定，应用于拉丁美洲。无论纳粹用何种贸易制度，一个统一的纳粹欧洲，不难大体按照其原意的条件，与拉丁美洲各国家通商。为培养并发展贸易关系计，纳粹（如果战胜）将来需增加对拉丁美洲的投资。1939年以前的经济证明：德国取得拉丁美洲各国的信用贷款之方法不能长期成功。德国必须设法筹得资金以发展当地的资源。德国有几种方式可用。它可引诱拉丁美洲各国政府采用德国筹款维持企业的办法，藉以积集当地的资本。它可以向欧洲若干输出资本国家取得资金用以发展拉丁美洲的资源。它可以没收或接收欧洲被征服各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德国可以将这些没收的资金作为战后被征服各国对它的一部分赔款。如果，纳粹战胜，拉丁美洲抵抗德国贸易攻势之能力将比1939年以前的还更小。1939年9月以后，欧洲市场的丧失引起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严重经济脱节，使它们更深刻认识它们对欧洲的经济需要。在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各国必定会发现纳粹对它们的经济政策论方法固然可怕，论长期后果，尤其对于他们不利。纳粹的世界经济计划认为拉丁美洲不过是原料的大储藏所，不过是廉价德国工业品之大市场而已。换言之，在纳粹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拉丁美洲仍然是准备根本而永远地做一个殖民地区域。纳粹的贸易方法必然会达到这种结果，使拉丁美洲沦为大德意志的经济附庸。这种前途显然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和社会趋势完全相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尤其自1929年以来，拉丁美洲各国及开始努力在新一基础上，改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他们设法使农业多方面化，建立本国的工业，提倡法大规模开发资源的计划，促进本国中等阶级的发展，并实行前进的劳工立法与社会立法，以改进人民的生活情形。这些新趋势并未因大战而中断，战事结果后，似乎更会发展，照这些趋势来看，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必然认识纳粹的世界经济方案只是那种制造墨西哥的李亚子（Eioz）委内瑞拉的甘梅子（Gornez）独裁者的经济帝国主义之翻版。这种经济帝国主义，既使纳粹加以最冠冕堂皇的装饰，也绝非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所能接受的。所以，为达到其经济目的计，纳粹德国必须设法改变拉丁美洲的心理状态与政治。纳粹可以采用1939年9月以来的宣传拿手方法这种宣传的最后目的和后果是建立一些亲德的同情纳粹主义的政府！而建立这种政府的最妥当方法是照纳粹典型组织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结果，拉丁美洲便会纳粹化了。纳粹进行纳粹化拉丁美洲的时候，很可能遭遇轴心伙伴日本，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某种竞争。日本努力培植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关系，以非一日，日本需要的原料，特别是棉花，硫酸盐品，油及其它若干矿产，有许多种是出产在墨西哥和南美。拉丁美洲各国，因为其人民购买力不大，成为日本的廉价纺织品及其他工业品的良好市场。当1935年至37年，日本大规模扩展贸易时，日本商品在拉丁美洲的销路大为增加。日本对于拉丁美洲的输出品在1933年价值4660万日元。至1937年增至16440万日元。日本由拉丁美洲输入的商品在1933年价值3320万日元，至1937年增至18140万日元。不过，日本在拉丁美洲的前途与利益，受有许多因素的限制。日本对于拉丁美洲各国的贸易，近年虽有若干增加（按指太平洋战争前）数额仍极小。拉丁美洲的主要输出产品，日本均能在离本国较近的地方取得。如果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成功，日本不独更不需要拉丁美洲供给物资，而且会建立一个与拉丁美洲竞争的原料区域。在另一方面，与日本廉价输出商品有竞争的拉丁美洲各种工业，一经发展，其趋势必然是拉丁美洲市场不容日本商品插足。拉丁美洲曾经作日本若干过剩人口的一重要尾闾。在巴西，秘鲁，智利等国，均有日本的移民。日本将来主要为政治和战略理由，会设法鼓励移民往拉丁美洲各国。日本有意取得太平洋沿岸南美各国的友谊。因此，日本近年曾经用各种方法，例如公费派学生往南美各国及墨西哥的大学读书，策动日阿（阿根廷）文化协会，墨（墨西哥）日协会及类似的组织，进行亲日宣传，藉此促进日本与南美及墨西哥的文化关系。在南美洲，特别在巴西，阿根廷和秘鲁，意大利的地位胜过日本。意大利在巴西的移民已超过100万。在阿根廷的意大利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意大利对拉丁美洲的贸易，大过日本甚多，虽然不及法国，比国或荷兰的。1938年，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的输出总额（值2900万美金）中，意大利吸收了百分之一又小数六。这二十国输出总额（值4395万美金）中，意大利供给了百分之三。此外，意大利的银行，轮船公司及航空公司在拉丁美洲均有相当势力。不过，意大利在拉丁美洲的经济作用不能变为十分重要。意大利国内经济不能做那种大规模海外发展的基础。意大利经济扩展渴望成功的地带在被非洲及近东若干地方。拉丁美洲对于意大利只能有次要的关系。意大利当然会继续努力加强拉丁美洲的意大利人口与国内法西斯主义之联系。这可以促进意大利在拉丁美洲的企业和势力；但不能使意大利变成拉丁美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若干年来，西班牙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无足轻重。西班牙对于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的输出输入贸易，综合价值没有超过1000万美金，只占拉丁美洲全部贸易总额百分之小数五而已（不到百分之一），然而西班牙自命它的大西班牙主义之理想，为拉丁美洲准备一种精神的复兴，因而可以团结一切西班牙语文民族为一个伟大的世界集团。依西班牙的华朗琪派正式纲领及法郎哥与其他领袖之宣言来看，西班牙定将再度成为一个大帝国。这个新西班牙帝国决定将以海军与空军力量为基础。他将包括全部拉丁美洲，因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三种关系”使拉丁美洲自然附属于西班牙，语言，传统，宗教和文化使拉丁美洲不能自外于“西班牙”。参考（S.G 殷孟（Inman）博士著“拉丁美洲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之战阀争”，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小册第7种，1938年。）这新西班牙帝国将造成心理的统一；定将摧毁“门罗主义”，定将把“西班牙的世界交给西班牙人”。西班牙的大西班牙主义信徒正利用一切方法告诉南美洲人民，说他们不是仅仅的玻利维亚人，秘鲁人，智利人，巴西人，阿根廷人等等，他们同时是大西班牙那种神秘团体的分子。这种宣传，获得天主教的支持，而天主教会在南美洲亦如在西班牙，同样占优势。早在1934年，高玛。依。陶马大主教曾在陪诺斯爱里（阿根廷京城）演讲，大大称赞大西班牙主义。这位大主教号召南美洲各国倾心于西班牙而避开“门罗主义，国家主义，新教主义，社会主义，或单纯的重商主义”之威胁。他对于南美洲各殖民地之脱离西班牙，深致惋惜，认为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为“急欲试行民族整体的冲动”。他宣称民主主义已经奄奄一息，不能“作为建立大西班牙的基础”，将西班牙种人合成一个伟大整体，能够进而征服，退以自保。若干大西班牙主义者的态度比这还更激烈。约瑟。白玛丁书中声称西班牙人生存之一项天职为：“发展并传播我们伟大的拉丁，基督，大西班牙文化，和我们的政治统治，特别要达到那些有西班牙灵魂并用西班牙语的南美各国。”他主张必须将美国拉入大西班牙圈内。他说：“如果我们抛开欧洲而看全世界，我们更明白在美洲有一种与西班牙在欧洲担负的同样高尚使命，即拉丁化工作，留待那表面上萎弱而落后的 西班牙美洲去负当：即使北美洲改信天主教。在浅薄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痴梦。可是，请大家记着：美国的物资繁荣与已经低落的道德水准，自1929年11月美国银行街大风潮发生后，是多么容易便崩溃了。请大家别忘记：美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许多民族与种族聚成的一大混成物，迟早将战败于日本之手而萎靡不振。”不管这一类言论如何夸大，大西班牙主义的前途实在太少希望了。一个贫弱可怜，疮痍满目的西班牙，居然梦想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这真是历史上一个最大滑稽现象。要美洲那样一个大陆自动牺牲一切经济和社会成就与希望，而供给西班牙建立帝国，这岂不是历史上空前的帝国主义幻！充其量，大西班牙主义能做到的（如果轴心胜利）不过助长拉丁美洲的纳粹运动而已。纳粹充分了解这个，而准备尽量利用大西班牙主义，以达成自己的计划。戈林将军的机关报，即埃森的“民族日报”早登载过他一段话说：“西班牙问题关系两洲的安危。东西两半球是陷于混乱，或走上改造，这全系于法郎哥的胜利与否。只有它的最后胜利能够保存伊比利亚美洲各国的真正西班牙精神和传统。如果这种精神与传统丧失了，整个美洲会屈服于美国人与俄国人的势力之下，而美国人与俄国人特别在美洲是携手并进的。”（见1939年2月18日芝加哥日报吕勒W.R.Deuel 一文所引）不论日本存什么希望，意大利抱什么野心，西班牙做什么梦想，如果轴心战胜，纳粹德国将来可以在拉丁美洲自由实行其计划，但反抗纳粹的有两大因素。一为拉丁美洲各国要求经济独立的趋势，一为反法西斯主义及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力量，支持这两个趋势的主力军是工人的支薪雇员的集团及农民运动。这些民主力量虽然自己单独无力抵抗纳粹的攻势，如果能得世界民主力量的支援，必仍能击败纳粹的进攻。

“主宰民族”的世界统治


纳粹的宣传，他们为欧洲及世界准备的“新秩序”，不仅将实现他们对德国人民的诺言，而且将为欧洲其他各国开创一个更好的世界。纳粹直截了当的描写将来的世界是德意志“主宰民族”支配的世界体系，其他各民族对于德国由如天空诸卫星之围绕太阳。纳粹自命他们这个体系是世界各国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给各国以经济及社会利益。纳粹在讨论时事的言论，描述这些利益，虽不如他们宣传“新秩序”的体制特色那样具体，但他们这些自夸的描述足以暴露他们的目标与计划。


一 纳粹对于未来世界的诺言

当纳粹开始实行其军国主义方案时，他们告诉德国人民说：大家必须为枪炮而工作，不要为牛油而工作。自1936年到1939年，事实证明纳粹对德国人民的警告并非虚语：德国的生产愈趋愈集中于军备工业及与军备有关的工业。自1939年大战爆发以后，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愈来愈被抑低。食品的计口分配已经落到健康生活所需要的水平之下，住所的缺乏与时俱增，衣着奇缺，许多家用物品不是停止生产，即是产量不足，甚至“从快乐生力量”的享乐也削减或取消了。德国的军事成功并不能减轻德国的老百姓所受的战争艰苦。德国在战场的成功迄不能扩增其物品的供给，足够恢复劳工大众1937年到1939的消费水准。而这时期的消费水准尚不及1927年至28年的。即是最好战的德国人，对于这种生活情形，亦只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表示失望。所以，为维持人心计，纳粹必须向德国人民宣传他们将来的征服带来无限的利益。国内这种心理现象，使纳粹不得不愈来愈对德国人民发出诺言：坚称必定设法使战后的生活更安逸快乐。最努力宣传战后生活美满的人是劳工阵线主任雷博士。

自法国战败屈服后，雷氏开始对德国工人宣传：政府将来必定以国家的社会政策，大大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他允诺将来政府会实行一个巨大的建造公共住宅方案，以解决现在的住所缺乏问题，并减轻现时住室人口过挤与住所恶劣清形。雷氏更答应在战后一年，准备造成300万辆“平民汽车”——一种轻便小汽车，而这300万辆汽车的制造将使数百万工人获得工作。（注：在大战很久，纳粹以宣传此事，并使许多人分期付款订车。战事发生，纳粹无法交货。但在战事发生前，纳粹已一再展期交车，此事引起很大的失望。）纳粹更允诺战后德国人民将享受宽厚的老年退休金及其他社会安全利益。据说，战后德国必定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性国家”，让德意志“主宰民族”有十足的工作而无失业的顾虑，能享受良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绝对的社会安全，即优良的娱乐水准。雷氏并允诺：战后德国将立刻造出100艘大舟，专供“快乐生力量”运动之用，并且将照庐根灞（Ruegenbach）的模范，开辟100处海滨娱乐区。希特勒自己亦向德国人夸口道：他祈求的是为一切德国人创造一个有文化，美丽与平等机会的乐园。

纳粹一方面以这种璀璨的前途，引诱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分子，另一方面对于次等的民族与国亦发生若干快意的诺言。自然，按照纳粹的种族理论与帝国主义原则，非德意志民族必须甘心接受较次的待遇。根据思想上的及政治上的理由，纳粹认定战后世界应该为各级民族与国家组成的一个等级体系，在其中各民族与各国家所属的地位和所享的利益，应该按照其“种族价值而定”。若干民族，如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既是属于诺迪克与日耳曼种，所以依据种族论，有权享受比其他民族较优的生活，并且在某种限度内，得参与领导职务（工作）。在次一等“种族价值”的民族为北部法兰西人（南部法兰西人因为与非洲黑人通婚而“污贱了”血统），北部意大利人，及一部分西班牙人。英国人与爱尔兰人又颇多的诺迪克血统成分。纳粹对于英爱两民族在这种组金字塔中的地位，殊少明白表示。英爱两民族在理论上无疑地可以列入瑞挪丹荷等此等诺迪克种与北意，北法民族之间的一级。

在东欧一线，纳粹认为斯拉夫族，即使不确然是“文化毁灭者”，至少不是“文化继承者”，不过在斯拉夫人中还可以分出若干等级。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因为与德国人有近水楼台之雅，也许地位要高一些。克洛提人，保加利亚人，塞尔贝人又要次一级，波兰人无疑被认为斯拉夫族中的殿军，匈牙利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自然逃不出东欧这个低级种族体系。希特勒和他的助手准备用纳粹化的欧洲经济和纳粹化的世界经济之种种新办法使世界各民族依照上述“种族价值”的等级，度其生活。这些新办法于手续之主要结果，据纳粹说，将造成一个永久的工商繁荣（Mengen Konjunktur），即是产量提高，就业充足，贸易兴旺的永远现象。经济界的活动将达到高度隆盛，而纳粹的统治，财政及计划贸易的各种又足以维持之。

这幅战后纳粹世界图画，在被征服各国的人民看来或者不无若干动人的地方。但是当纳粹讨论到具体办法时，便是另一副口气。他们认为战后世界的工作将比以前的艰苦数倍，大批的劳工将编成军队似的一团一团地由甲国移往乙国，从丙国转到丁国。一为纳粹高级官吏斯托次芳博士这样写道：“将来，劳工市场的紧张依然会存在，我们必须将劳动后备军加以计划与编制。现在这一代人将来的每日工作时间必须比以前更长。”纳粹预料由于强迫改组经济，强制“消灭工业”，人为规定贸易途径，及服从德国需要与德国政策之结果，在大部分欧洲，生活水准将被降低。由此看来，纳粹对世界及欧洲非德意志各民族的诺言，与1939年纳粹德国国内施行的方案，含有同样的自相矛盾成分。纳粹宣传之目的即在掩藏这个事实。而造成一种有利于他们征服计划的心理。


二 作今日欧洲“主宰”的纳粹

就欧洲的非德国各民族而言，纳粹诺言的价值如何，已经有事实的揭露。自从1940年以来，在德国征服或支配下的各国各地，所谓欧洲“新秩序”以实际存在于纳粹统治的设施中。这些实际设施已暴露纳粹为有关各民族所准备的命运及其意义。在“新欧洲”的纳粹统治之政治型，是昭然若揭。在种族价值“较低”的各国，例如波兰，德国官员已经接受其直接行政，波兰人民立即沦于公开的隶属状况中，波兰原来的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已被纳粹推倒而尽量消灭。在塞尔贝亚，纳粹实行的办法似与此相同。

在若干国家，纳粹将其领土加以某种变更，以酬劳忠实的纳粹卫星国，但同时不令任何方面满足，使各卫星国及傀儡政权，互相敌视而不得不争向纳粹摇尾乞怜。在种族“较高”及工业较发展的欧洲各国，纳粹尽量在表面上维持其原状。如果某某国愿意与“新秩序”“合作”，纳粹便维持原有统治阶层的地位，而添派当地的纳粹分子参加政权，并将整个政治置于德国征服者支配之下。如果被征服的国家不肯“合作”，德国即推翻他的政权，令当地的纳粹组织新政府而代之。对于若干国家，最著者如对比国的保皇党，法国沦陷区的法西斯派，纳粹似乎不急于直接德国的纳粹人物主持当地的政权，既然因为纳粹不愿被征服的人民面前，太露骨干涉他们的政治。纳粹大概希望只要暗中使用金钱，可以使亲德运动好像出于自发的，一如纳粹当年在德国是赖国内与国外大工业家的经济支持而成功。

纳粹用两种方法破坏各被征服民族的内部统一。一是在每一被征服国家制造当地的一个亲纳粹小集团，如上所述。其次是尽量利用一切可能机会，培植鼓励当地的各种分裂（独立）运动。纳粹在各征服国的经济设施，其目的不外求立刻尽量榨取当地的物资财力与人力并进速促成各国与德国工业“协调”。纳粹用的方法是：（一）勒令各国缴纳军事占领维持费；（二）组织各该国与德国合股公司；（三）设立德国银行；（四）支配各国的银行等办法。所谓“占领费”数额是在大得可观。据英国政府调查所得的统计，德国像各占领国强迫招收的“占领费”，包括德国驻军维持费及各种实物负担在内，依那些国家未被占领前的外汇率计算，每年总数为十万万五千万英镑。上次大战后依杨格计划，拟向德国征收的款，最高额不过每年一万万两千五百万英镑。1941年3月8日安东尼斯库（Anotonescu）透露一点消息。他说直至当时为止，“被邀请到”罗马尼亚，或“行军经过”罗马尼亚的德国军队已经费去罗国十万万罗元。不过他又掩饰道：德国驻在罗国，使它能够复员而节省了一兆兆罗元。（见1941年3月8日美联社罗京电）。安东尼斯库这个数字也许会令人误会，以为德国向各国勒索而得的“占领费”只等于各国原来的本国军事费用负担。事实并非如此，即安东尼斯库所举的数字可靠，一兆兆罗元是代表罗国动员到顶点时的军费。无论如何，安东尼斯库的话足以证明：即是对纳粹“亲善”的各占领国亦须向德国纳贡，以买得纳粹的“保护”。德国在各占领国征收的占领费，超过德国驻军的实际费用甚大。例如，德国每年向法国征收的占领费六兆兆比国法郎，约等于比国未战败时非常军事预算所规定的军费。除征收占领费外，德国在各占领国又掠取军用物资，以公开或欺诈的方式，没收铁路车辆，将在各国发现的原料存货，加以侵占而运往德国。

德国这种掠夺政策的一个结果，是1941年2月1日，法兰西银行报告德国驻军当局在该银行尚有五三兆兆存款未用。3月22日，维琪政府向法兰西银行借得100兆兆法郎的无息贷款，交给德国当局作一部分占领费，而在此次战前，法兰西银行的发行总额不过130兆兆法郎。德国人用一部分这样取得的资金，大量购进法国工业的股票及法国支配的外国工业的股票，因而支配法国的各种企业。例如，德国人已经收购法国各大银行的百分之四五或百分之四九的股票。那个几乎垄断法国广告事业的哈瓦斯公司（Havas Publicity）的遭遇亦如此。1941年3月，纳粹又组织了一个德法合股公司，支配法国许多工业部门，这大公司的法国股东股票只略占多数。中立观察家相信法国的其他外国的“多数股东”既是分散的，德国人不难实行支配（见3月9日美联社维琪讯）。如果纳粹将在法国实施的办法，推行于他处，——事实上，纳粹已经在那样做——战后欧洲的结构将受很大的影响（除非纳粹战败），纳粹用其掠夺政策，不仅获得当前的利益，并在把握将来欧洲生产的成果。纳粹名义上“付出”当地的通货，购买工业，但这些代价实际是挂账。所以，被占领的各国人民向德国人纳过数十年的捐税后，他们才可以从德国人那里收到他们“卖给”德国人的工业之“代价”。（意味纳粹由各国人民身上榨取金钱以付偿从他们手中夺去的工业。纳粹实未偿出一文。）

在各占领国内，德国的横征暴敛造成当地的通货膨胀，而受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及支薪过活的大众。股票被德国人收买的各股东欲从公款里获得补偿。纳粹除掠夺各国的经济资源外，又设法扩大其在欧洲的货币统治及金融统治。他们已在努力将欧洲大陆立刻一举而变为一个“德国马克集团”。在各被征服区，马克与当地通货同时法币，至于当地通货与马克的兑换率则由德国政府规定。纳粹又发行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