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指挥艺术:当之无愧的兵圣(来源：中华网)


                     

    刘伯承元帅戎马一生，身经二百余战，为中国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导演过许多威震中外的战争话剧。他的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争艺术史上的瑰宝。
   
    机动灵活，寻机歼敌
   
    刘伯承元帅素有“常胜将军”之称。他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关键就在于灵活用兵，机动作战。他历来反对在用兵上墨守成规，战术呆板，一成不变，他认为，在战术行动中，机动是取得作战主动权的最重要途径，是弱军战胜强敌的必不可少的办法，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而达到战争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刘伯承指出：“机动是趋利弊害的行动，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他在讲到机动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曾深刻指出：“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特别机动”。他这样说到：“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消耗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敌人的。由此可见，他是把机动作战作为超出指挥范围的问题理解的。
   
    刘伯承不仅对机动的必要性、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而且对机动在战术行动中的运用也作过许多精辟论述，并以自己的指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积极的借鉴。首先，要强化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意识，加强对指挥员机动作风和能力的培养。他认为，机动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活动，主动性、创造性、灵活性和巧妙性是它的显著特点。刘伯承要求各级指挥员“熟练一切战术原则”，“学习针对敌人优越兵器的新技术”，“提高战术素养”，克服“指挥上缺乏机动性”的弱点，使指挥“切合于机动的要求”。一句话，就是要各级指挥员不仅学会和运用战术原则，而更要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战术，从而为实施机动作战创造条件。其次，要充分利用机动的形式，创造战机，寻机歼敌。刘伯承指出：“宽大机动地创造或寻找敌人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袭击，是把握主动权的最好的方法”。在这里，刘伯承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利用各种机动形式，调动、消耗敌人，迫使敌人暴露缺点，为我军创造有利战机，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滑县战役中，他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大踏步运动奔袭，直插敌纵深40余公里，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104旅、保安第12纵队全部及第125旅大部共1、2万余人。此役，刘伯承将机动作战的战术原则运用得极为得心应手。第三，强调要发扬“英勇的机动”。他认为，机动便于避敌之长，攻敌之短；便于扬我之长，护我之短；便于趋利弊害，趋胜避败。机动不是临机应变，也不是单纯的躲避，而是“靠指挥员切合时机的调动，特别是勇于消灭敌人的调动”。刘伯承既强调主作战兵团和支作战兵团的密切配合，又强调支作战在发展胜利时，应机断行事，善于捕捉战机，发挥本身有余不尽的力量，适时转为主攻，以扩大战果。1948年宛西战役中，九纵担任支作战任务，刘伯承指示在敌进登封、密县时以两个旅机动地转入敌后，迅速攻下荥阳，歼敌一个团部两个营；在敌人从登封撤退时，结合地方武装机动果敢地向敌人出击，将敌一一二旅大部歼灭，继而收复密县，有力地保障了主作战。刘伯承在论述各级指挥员如何发扬“英勇的机动”时讲道：“只有机动而顽强地消灭了敌人的生动力量，才能打破囚笼政策，瓦解其军队，巩固我们的根据地；也才能得到自身的锻炼、休整、发展、建设。机动原是求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为的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越多，越能保存自己。故考虑机动要把消灭敌人放在前头，只有自己有被消灭的危险时，才是保存自己，并不是无条件的避免战斗。这一点是我们在十余年的斗争中证明了的”刘伯承用兵既重实际，又很讲辩证法。他还常常形象生动地讲兵法，他说战术有三种：牛抵角；马用后蹄踢；狼埋伏在坡上，看准机会猛扑上来在人屁股上咬一口就跑，人应当比狼的战术还要高明。刘伯承在战术运用上非常高超：同样是伏击战，但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有的伏其救者，有的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口袋战术，但有的是“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有的是“围师不阙”，“紧缩敌人于狭小范围之内而困饿之”。同样是围点打援，有的是虚张声势，攻城是假，打援是真；有的则真围真打，既夺城又打援。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击”， 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环球热讯社区[url]http://bbs.hqhot.com[/url]】原贴网址[url]http://bbs.hqhot.com/viewthread.php?tid=202971[/url]

刘伯承巧妙运用谋略，在宽大机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的战术，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对我军战争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
   
    神机妙算 巧用“五行术”
   
    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指挥部队迭挫强敌，屡建功勋的刘伯承，被人们常常赞誉为“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为“用兵神妙”。其所以“神”，并不是他有什么超人的力量，而是因为他指挥作战从不草率行事，从不主观蛮干，从不侥幸取胜，而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他根据多年的战争经验，把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五个要素，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之为“五行”，并明确指出，这是打仗下决心的基础。他常说：“指挥员研究情况，要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作综合的估计、考虑，据此而定下决心。”“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是定下决心的基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刘伯承身经百战，之所以能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能够准确地掌握五要素，巧妙地运用五行术。
   
    刘伯承认为，“五行”中任务是中心，只有围绕着总的决心企图，来考虑研究其它四个因素，才是生动而有实际意义的。敌情是重点，是前提，“要研究打胜仗的方法，应首先研究敌人的特点”。我情是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观条件，熟知所属部队的长处和短处，才能正确地使用，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地形和时间，是敌我双方交战的特定客观环境，赖以制胜对方的重要条件。这五个基本要素，有动有静，有主有次，但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且是发展变化着的。引用刘伯承常常古代兵家的经验教育干部：“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知战之地，知战之日，才能打胜仗”。他要求各级指挥员，对“五行”不仅要一般的知，而且要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加以全面辨证的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构成正确的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运用恰当的谋略。
   
    刘伯承非常重视研究地形，而且善于巧妙地利用地形。他严格要求各级指挥员，战前一定要认真侦察地形，不能单纯委之于参谋长和司令部。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每个战役之前，都要亲自勘察地形，精心选择战场。在刘伯承的军事生涯中，不乏巧妙利用地形，出奇制胜的故事。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神头岭伏击战就是一例。那个地方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的。当时有的同志认为不便于部队展开，而刘伯承却恰好认为这是个好战场。他指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有时恰成反比，因为我们的兵力尚且不便机动，敌人的技术兵种就更难施展其长。经过刘伯承的巧妙设伏和部队的勇敢作战，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有上马，炮也没有驾起，一千五百多人就基本被我全歼。尤为难得的是，刘伯承善于通观整个战区的地理形势，对战略态势作出正确判断，真可谓袖里乾坤，胸有成竹。
   
    刘伯承特别注意了解和掌握敌情。他常说，打仗弄不清敌情，就是“狗戴沙锅乱碰”。在刘伯承的军事著作中，不论哪一次作战的指示、报告和总结，开头都是讲敌情，而且分析的非常详细，非常精辟，对敌人的众寡虚实，动静态势，研究得透彻，因此他对敌人的那些巧计，总是百发百中。为了弄清敌情，刘伯承非常重视侦察工作。他认为：“侦察无论在任何战斗活动的场合，都是各级指挥员及司令部最重要的职责。敌情、地形和居民的情报，乃是定下决心必要的根据，也是在战斗中一切使用军队不可缺少的根据”。他强调：“首先应在思想准备上提高对侦察与防谍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然后才能开展其实际工作”。侦察是为了“知彼”，防谍是为了“隐己”，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的侦察与防谍工作应融合进行，但重点必须放在侦察上面”。他还要求，“每一个军人都应该把侦察勤务当作人民吃饭穿衣的事情一样看待”，“使每一个军人都熟习于不断地侦察情况，尤其速送情报，好适时地、正确地下决心，争取战斗的胜利”。刘伯承不但非常重视侦察工作，而且在侦察的任务、手段和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敌情侦察是情报侦察的首要任务；形式多样的侦察手段是获得真实情报的有效途径；情报侦察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毛|泽|东曾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我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刘伯承对这一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他指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教我们用兵应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决心和计划应与敌人配备和行动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又教我们在实际计划过程中不断审查和检查与实际情况是否符合，是否需要重新认识，重新判断，定下新的决心，作出新的计划和新的部署，以求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刘伯承这种“五行”的指挥艺术，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指挥艺术。

自觉服从全局 积极为夺取全局胜利创造条件
   
    刘伯承十分重视并善于掌握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在战争年代，他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始终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洞察敌我战略态势，对敌我双方的战略企图、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都了如指掌，因而能高度自觉地遵循和坚持正确的战略指导方针。关系到战争全局的军事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军事战略的转变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主要作战形式的转变。刘伯承在不同的战争时期和战争的不同阶段，善于从全局出发，分析敌我双方情况，针对矛盾的新变化，及时研究和总结作战形式的转换，以适应战略指导的转变。
   
    刘伯承认为，指导战争一定要纵观全局，具有战略头脑，认真研究指导战争全局，对全局胜负起决定作用的战略指导方针，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刘伯承对于中央的指示，总是认真研究，反复琢磨，根据全局赋予的任务，从实际出发，胜利实现全局的意图。他的全局观点，突出地体现在“一盘棋”思想。刘伯承常说，全国一盘棋思想很重要。整个解放战争，全国是一盘棋，一野、四野等部队和二野、三野是配合作战的。他对于所指挥的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与其他局部之间的关联，始终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常把先后指挥过作战的晋冀鲁豫、中原和华东等地区，称之为“四战之地”。刘伯承说，我们“四战之地”，要担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抗战胜利，国|民|党向我进犯时，刘伯承就指出：我们这个区域，处在最前线，有策应东西南北各方面的作用。刘伯承指挥作战，不仅照顾到左邻右舍，而且照顾到初战与整个战局、战役与战役之间的关系。抗战刚胜利时，刘伯承与邓小平等一起指挥的上党、平汉战役就是很好的范例。当时，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夺取 抗日军民的胜利果实，一面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面密令阎锡山向我上党地区大举进攻，同时暗中调集大军北进，妄图奏南北夹攻之效。面临这种剑拔弩张之势，刘伯承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正在延安开会的刘邓首长，电令部队主力迅速集中、扩编，为迎击蒋军进犯预作准备，他们回到晋东南，进一步分析研究了本战略区的主要任务，就是粉碎国|民|党在平汉、同蒲两个方面的进攻，但上党之敌是心腹大患，如不迅速歼灭，我将腹背受敌。于是，电告党中央坚决先歼上党阎军的作战部署和决心。与此同时，对于战役结束后，下一战很快转入平汉路作战，也预先作了部署。刘伯承在向干部作动员时指出：上党战役关系到全局。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胜利愈大，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愈有力量。事实正如他预想的那样，这次自卫反击第一个战役经过夺城打援、围城打援、消灭突围逃窜之敌的三种作战形式，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利地配合了毛主席的谈判。上党战役以后，敌进一步调集兵力，加紧沿同蒲、平汉路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针对这种企图，毛主席在部署平汉战役时指出，“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一再强调，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要求“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他与邓小平同志提早从上党前线直接返回指挥部，全神贯注，精心部署，采取政|治、军事同时进攻，争取了一个军起义，全歼两个军，同时击退了南北援敌。从而打破了敌人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的“黄粱梦”，为我其他战场调整兵力，迎击蒋军进攻，赢得了时间。毛主席对刘邓坚定地贯彻中央指示，竭尽全力取得胜利，给以高度评价。刘伯承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指出：毛主席说领导中国革命，也是领导中国人民过关。上党、平汉战役，不但是我们二野的关，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关。当时，我们晋冀鲁豫边区正当敌人进攻的大门。蒋介石把足球朝中央大门踢来，两个战役的胜利，把球门守住了。我们的解放战争在这里打响了第一炮，用我们的胜利，保证毛主席亲自到重庆为全国人民争取和平。我们过了和平关。毛主席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刘伯承正是这样善于照顾全局的指挥员。他通观整个战争的发展，照顾战争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正确处理全过程与各个发展阶段的关系，在前一阶段为下一阶段预作准备，把各个发展阶段很好地联结起来，指导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刘伯承在若干重大战役中的一着着好棋，都充分反映了他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局部，着眼于全局，深谋远虑，大胆决断的指挥艺术。

绝对的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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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在若干重大战役中的一着着好棋，都充分反映了他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局部，着眼于全局，深谋远虑，大胆决断的指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