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格莫洛夫话音未落,《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仪式于4月13日在莫斯科举
行。4月15日,《大公报》披露《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该条约共四个条款,
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
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倭国侵略的默许
和纵容。与此同时,该报还刊登了两国《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苏日于一九
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缔结之中立条约的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
邦交起见,兹特着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
性;倭国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于是,
在这场狼狈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东北竟成了相互馈赠的供品。难怪斯大体夸松
冈是他所见过的“最直率的人”,松冈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协定。所以林语堂
在另一封《美国通信》中极为悲愤地说:《苏日多约》“用意深长,盖本苏联自
己不打劝人相打之八字金言,虽称之为含恶意之‘友谊条约’亦无不可。”(《
大公报》1941年5月9日)
《苏日中立文约》和《共同宣言》使中国朝野极为震动。外交部长王宠惠发
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为中华民国之领土,……中国政府与人民对
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苏日两国
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大公报》也发表了题为《苏日中立条
约》的社评,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苏联所谓中立,有利于倭国侵略中国并向
英美开战,这与苏联过去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第二,这个条约既损害了中国的
利益,也破坏了1924年签署的“中苏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拒绝了日
本倡导的防共同盟,这是倭国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第三,苏联无视中国主
权,公然承认伪满漩国的存在,也是对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背叛。
在论及苏日妥协的影响时,该社评认为苏联背信弃义地与倭国签订所谓中立条约,
既“便利了暴日之侵华”,又“便利了暴日的南进”。这就要求国人必须肩负起
抗战到底的职责,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国家“要积极布防,准备截击太平洋上的海
盗!”
4月16日,《大公报》又刊登《松冈离莫斯科光景》的通讯,说斯大林为
了取媚于倭国,一反深居简出的习惯,专门到车站为松冈送行。斯大林在车站见
到松冈后,不仅亲切握手,拍肩谈笑,合影留念,还依依不舍地登上列车又谈了
十来分钟,国际列车因此未能正点发出。这种“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读来令人
作呕。
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立场和表现却让人难忘。4月14日,美国国务卿赫
尔在接近记者时说,美国政府的政策不但不会改变,还将密切注视远东局势的发
展,并继续援助中国。第二天,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偕宋子文暨美财长摩根韬晋
谒罗斯福,会商军火徂借问题”(《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七一八页),
罗斯福当即表示,中国所需要的军火,已依照前不久的军火租借法案予以考虑。
此外,他已批准将美国现有的若干军火转让中国,并命令制造商赶造新军火供中
国使用。为此,《大公报》于4月7日发表了题为《美国精神》的社评。认为在
这机诈相尚、信义凋零、狂涛泛滥、精神堕落的时代,美国始终坚守信约,随时
发出正义的吼声,对于浴血抗战的中国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持。
4月底,有消息说松冈即将访问美国,美国务卿赫尔表示不知此事;有关人
士说松冈即便要来,也是最不受欢迎的人。5月初,松冈又厚颜无耻地发出信息,
表示愿邀请罗斯福访日。但是赫尔表示,美国并没有收到日方约请,即使收到,
也将予以拒绝。5月23日,赫尔约见胡适时指出:“日美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
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
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而到了最后,
中国的意见乃产生了使美国坚持不对日妥协的效果。”(《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
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0页)
《苏日中立条约》和《共同宣言》发表后,中国知识界反应十分强烈。尤其
是曾经把苏联视为“最好友邦”的救国会“七君子”们,更觉得“这个协定实在
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于是他们推举王造时
“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
……是很大的遗憾。”(王造时遗稿:《关于致斯大体大元帅的信》,见《王造
时:我的当场答复》,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这封信经张申府修改后,
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王造时
共同签名,分别递交苏联驻华大使馆和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尽管该信的措词
较为温和,但还是有人从中作梗,竭力阻止其面世。
据王造时回忆,当时张友渔也在场。张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救国会的核
心成员,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张友渔回忆录》没有谈及此事。查《王世杰日记》,
王也只是在4月9日记了一笔:“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
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质问。”至于公开信
如何处理,从日记中看不出来。值得一提的是,王造时起草那封信本来是出于爱
国热情,却被扣上了“反苏反共”的帽子。如果说当年的那些谣言,诸如王造时
拿了国民党的钱之类,在事实面前还可以不攻自破的话;那么到五六十年代以后,
这顶帽子便象达摩在利斯剑似的,成了王造时悲剧命运的一大祸根。
《王世杰日记》中还有些关于日苏条约的内幕。譬如4月13日晚10时许,
王世粟得知日苏双方签署条约的消息后,“当即以电话报告蒋(介石)先生,并
对通讯社及检查局有所指示。”第二天,他在“中央常会席上,报日苏签约之消
息。会中讨论三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
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4月15日,他又召开有关方面和新闻单位
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方言论务极慎重,以免造成反苏之印象。到会者颇有不以
为然者,但予坚嘱必须如此。”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据中
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报告,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亲往车站送松冈
行,并与之行苏联‘亲颊’礼。另据日方同盟社电,松冈在苏联政府公署签约后,
曾题字纪念,所题者为‘言而有信’四字。”这些细节对于上述新闻也是很好的
印证。
从《王世杰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各方面对苏日条约的反应,以及该条约所
起的作用。4月2 O日,蒋介石曾“约中央常委商谈对苏日协定之态度”。于右
任认为,如今日军已无北顾之忧,势必要抽调东北驻军加强对我进攻;冯玉祥则
主张应“再派大员赴苏”,以便弄清底细。然而蒋介石却笑着说,不论派什么人,
恐怕也“见不着苏联政府当局!”第二天,从倭国方面传来消息说:“苏联已开
始将西伯利亚驻兵西撤,以示信赖日苏协定之意。”与此同时,日军对我国襄樊
地区、东南沿海以及中条山一带发动大规模进攻。王在4月23的日记中写道:
“敌军连日以教师级之众闪击浙闽海岸,宁波台州温州相继被敌占领后,福州亦
沦陷。敌人用意或系作南进之准备。……延安共产党发表关于日苏协定之意见,
谓苏联将继续援华但以苏之接济不致用于攻击共产党为条件。又谓日苏关于蒙古
及伪满之共同声明者为当然之举,利于苏亦于中国有利。”到了5月12日,王
又在日记中说: “敌军自本月七日起,大举进中条山一带,兵力甚厚(约四五师
团),且已发现满洲驻军之符号。似乎敌军有大举西犯之意。”从此,中国人民
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代。
最后,有两点并非题外的话需要交待:第一,我在学生时代,曾经从教科书
中得知,在苏联的无私援助下,中国抗日战争才取得最后胜利。如今翻检史料,
才明白一些事实真象。这是我撰写此文的主要原因。第二,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
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前提的,美国也不例外。然而,美苏两国之所以在对日问题上
迥然异趣,恐怕主要是两国的体制、即民主与极权专制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