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的纳粹罪犯
克劳斯·巴比化名克劳斯·阿特曼，曾是玻利维亚首都拉兹颇有声望的人物。他不但家资殷实，还和国家首脑有密切联系。在阿温依达大街20号，他有一套不太显眼的住宅，门口没挂牌子。


     然而，他的思想活动却远没有隐藏得那么严实。遇到节庆假日，他会情不自禁地唱起纳粹党党歌，甚至展开珍藏多年的纳粹党党旗，在希特勒的油画下安然入睡。他不管别人想不想知道，逢人便说：“我是一名纳粹，还是一名秘密警察。”


    尽管西德政府一再要求拉巴兹当局引渡他，法国人也对他紧追不舍，可这位“里昂刽子手”仍旧觉得自己处在一个保护圈内，他得意地叫嚣说：“没人能把我弄出去”


     现在，他正在法国的监狱里等待对他进行的“历史性审判。”


     克劳斯·巴比流亡玻利维亚三十余年，最终被引渡出境，这在纳粹党徒、集中营头目、纳粹战犯中引起了巨大恐慌。这批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逃到南美的。他们当中，目前还活着的约有500人，其中150为通辑的在案犯。维也纳的纳粹分子搜捕专家西蒙·威森塔尔认为：随着巴比被引渡，其它南美国家也会
乐意尽早考虑对其他纳粹罪犯的引渡要求。


     西德司法部长汉斯·恩格哈德对西德《快报》画刊的记者说：“即使在大战结束38年之后，纳粹罪犯也得不到宽赦。”仅1982年，对纳粹罪犯进行的起诉就有1671起。在路德维希堡的纳粹罪犯资料中心，另有125起案件的预审调查已经开始。


     巴比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梅蒂·约瑟夫·门格尔博士。他的栖所也在南美。现在人们只知道，在躲在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三国的交界处，躲在交通闭塞的巴朗河流域的沼泽、丛林中。这位现年72岁的老头儿，曾屠戮了几十万儿童、妇女和手无寸铁的男子；有些人是他亲手杀害的，有些则是在他的命令和直接监视下被处死的。约瑟夫·门格尔，这个“奥斯威辛的死神”，现在已变成了出没无常的幻影。


      1943——1945年间，门格尔在声名狼藉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当主任医生。他手里掌握着生杀大权，可以随意决定谁马上进毒气室，谁得以苟延残生。但这又是什么样的生呀！仅仅死于他的“医学试验”的儿童，就有20万之众；为了证实能否通过颜料来实现希特勒崇尚的蓝眼睛，他竟将颜料注射进儿童们的眼睛；这个杀人医生在他的“诊所”里对一个吉普赛姑娘的头进行所谓“科学研究，并在姑娘还活着的时侯亲手将她的头切了下来；他用活命的许诺奸污了无数他看上眼的犹太妇女，但其中真正能侥幸逃脱厄运的却寥寥无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出身豪门的门格尔便销声匿迹，逃进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冈茨堡。除了冈茨堡，人们几乎搜遍了整个世界，但直到1949年还是毫无线索。当搜捕他的人终于探听到他的下落，准备动手时，他又不知去向了。和许多同党一样，他经由奥地利，意大利，投到阿根廷的希特勒崇拜者犹安·庇隆的门下。


    从此以后，这位杀人魔王的栖所就变换不定了，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威利、奥里兹大特970号开过流产诊所，在一家小镇上当过整容医生，另外，还当过兽医，开过客栈。一发现大批以色列密探，他马上就象一个幽灵似的逃之夭夭了；那些想捞取悬赏的单干户，则个个如石沉大海，无一生还。


    门格尔是巴拉圭独裁者阿尔弗雷德、史特雷森将军的政治顾问。“大赦国际”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为客居国的军人政权灭绝印第安部落，提过许多行之有效的意见，就因为印第安居住区那些丰富的自然资源。


     尽管西德政府一再要求引渡他，但却毫无结果。1959年11月27日，门格尔正始成为巴拉圭的国家公民。他的证件号码是：809。直到1980年，巴拉圭当局才屈服于国际的上压力，多半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但事情只做了一半：即取消门格尔的巴拉圭国籍。这一来，这个杀人魔王改换了更多的、五花八门的化名，又销声匿迹了，直到如今还消遥法外。


     西德刑事法厅追踪的另一名显赫要犯是前纳粹党卫军少校瓦尔特·库兹曼。在纳粹时期，他谋杀了大批大学教授和知名学者。现在，他化名彼德罗·里卡多·奥尔姆，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在一家德国公司供职。克劳斯·巴比常和他的这位心腹密友在一家叫“雪草”的德国馆聚餐。另一个人是爱希曼的副手，前党卫军少校阿罗斯·布鲁诺，他在阿根迁大模大样地生活了好几年，然后，堂而皇之地迁居叙利亚。现在，他化名乔治·弗舍，以七十高龄出任大马士革宣传部的青年问题顾问。


    “顾问”，这是所有老纳粹分子和战争罪犯赖以生存的护身符。现年七十七岁前党卫军军官瓦尔特·劳夫在智利生活安定，还发了大财，当上了一家鱼罐头厂的经理。他现在还担任独裁统治者皮诺西特的“共党阴谋顾问”。就是这个劳夫发明了骸人听闻的毒气车。仅在1941年12月至1943年7月他就用毒气车屠戮了十万人。1948年，这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在意大利失踪了，一群僧侣把他送过了南大西洋。直到1961年，劳夫申请退休时，联邦德国的律师们才重新找到了他的线索。逮捕令发出了，可是，当他1962年访问汉堡时却没有被逮捕归案。不论是左翼总统阿连德，还是他的政变后任、右翼的皮诺西特都没有把他驱逐出境。因为，在智利，谋杀案在十五年以后就不再被起诉了。


    在逃往南美的五百多名纳粹罪犯中，只有少数人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灭绝行动组组长弗朗兹·施堂鄂1967年在巴西被捕后引渡回西德，并受到审判。3年后，他死在狱中。屠杀了3万名犹太人的赫伯特·库苦斯在乌拉圭首都的大街上被人击毙。负责“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前纳粹党卫军上校阿道夫·爱希曼1960年5月11日，被以色列间谍秘密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押到特拉维夫，判处了死刑。


     索比波集中营的看守长古斯塔夫·弗朗兹·瓦格纳曾杀害了25万人。战后，他一直隐居巴西，靠出租房屋生活。1978年，当他从西德电台听到，人们估计他住在巴西时，便到警察局投案自首。此后，他就一直等待着被引渡。不料，巴西政府竟决定让他留下继续避难。但这个杀人魔王最终还是无法摆脱往事的缠绕，于1980年9月底自杀了。【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环球热讯社区[url]http://bbs.hqhot.com[/url]】原贴网址[url]http://bbs.hqhot.com/viewthread.php?tid=68125[/url]

克劳斯·巴比审判案
克劳斯·巴比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波恩附近的小城巴德—戈戴斯贝格。是二战期间盖世太保驻法国里昂地区的负责人。纳粹上台后，巴比首先参加了希特勒主义青年团，1935年9 月26日，又成为党卫军保安勤务处的成员，1937年5 月1 日，他加入了纳粹党。1940年4 月20日——希特勒51岁生日那天，巴比晋升为党卫军少尉。不久，他先后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任职，又被选拔到准备入侵英国的一支部队待命，直至希特勒下令取消了这次行动。他对杀害、拷打和虐待法国抵抗战士与和平居民，对于把数万名法国犹太人驱赶到奥斯维辛等灭绝营负有直接责任。从 1942年11月到1944年9 月，在他担任盖世太保驻里昂地区总负责人的21个月时间内，1万多名法国人被逮捕，1046人被枪杀，6000人死于狱中或失踪。他还对杀害法国二战期间抵抗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让·穆兰负有直接罪责。二战结束后，他于 1946年 11 月被英军情报人员逮捕，但是在押解汉堡途中逃脱。从此，生活转人地下状态。后来，他又被美军情报部门抓获。他因积极为美国驻德占领军效劳，而被保护起来，经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法国当局说项，巴比逃脱了被判处死刑的应得惩罚。1949年他通过党卫军残余人员建立的秘密地下航线出逃到拉丁美洲，1951年3 月抵达玻
利维亚隐藏起来，更名为克劳斯·阿尔特曼。1968年，他创办了一家规模很大的木材加工厂。70年代后期，他的踪迹被追缉纳粹战犯的专家贝·克拉斯费尔德夫妇发现，自此法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者展开了一场追捕巴比的战役，直到1983年将他缉拿归案，引渡到法国。因法国早已于1954年废除死刑，他以戕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1991年死于狱中。
密档案曝出美国中央情报局豢养纳粹战犯内幕




2001年4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官员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中情局正式解密10000页关于19名纳粹德国战犯的绝密情报档案，其中包括希特勒私人心理医生早在1937年提出的惊人警告，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纳粹从军史等内幕。一向以“民主、正义”自我标榜的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将二战中赫赫有名的纳粹战犯招为自己的“智囊”，其中包括占领法国里昂的盖世太保头目巴比，灭绝犹太人计划的制定者艾希曼等。

心理医生警告希特勒变态

在最新解密的绝密情报档案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CIA的前身)有关纳粹狂魔希特勒的绝密情报。

这份日期为1944年12月7日，情报经手人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高级情报官罗恩·卡罗尔的绝密备忘录声称：“这是一份绝对可靠的情报。我们的德国间谍汉斯·比耶在1937年1月的一次宴会上与德国元首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德国最有名的心理医生费迪南德·绍尔布鲁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绍尔布鲁赫透露说，根据他个人几年来对希特勒密切观察的结果判断，希特勒是那种人性介于魔鬼与疯子之间的家伙，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看到他整个思维是否倾向于后者。如果希特勒的人性开始倾向后者，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将是一场大劫难，因为魔鬼或许还有清醒的时候，可如果变成疯子的话，我断言希特勒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疯狂的罪犯。”

1937年4月，比耶又遇到了绍尔布鲁赫医生，他更加担心地告诉比耶说：“元首已经向疯子方向发展了，他的第一表现症状就是解除了政府内阁中所有温和派的成员。”

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隐瞒纳粹军史

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隐瞒其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中服役过的事实是一桩特大丑闻。这次解密的文件主要包含了1954年至1986年期间中情局搜集的有关瓦尔德海姆的情报，包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瓦尔德海姆一起在巴尔干和希腊服过役的前纳粹军人的声明以及前苏联叛逃者透露的有关苏联情报部门对瓦尔德海姆了解的情况。

事实证明，美国中情局早在1945年4月就已经从英国政府那里弄到了瓦尔德海姆曾在驻巴尔干纳粹军中担任过情报官的情报，然而，在瓦尔德海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时，中情局没有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这一重要的背景情报。为此，美国中情局国会事务处处长于1988年曾写信向国会为没有及时提供瓦尔德海姆个人背景情报而谢罪。实际上，美国国会议员曾在瓦尔德海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的时候要求中情局认真研究其背景。

“里昂屠夫”为CIA效力

因屠杀了许多法国爱国人士和住在法国的犹太人而出名的“里昂屠夫”盖世太保头目巴比，战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为了帮助“里昂屠夫”巴比逃脱战后法国检察官的审判，美国陆军情报部不惜亲自出面为其暗中说情，将其偷偷弄到自己管辖的区域，最后又派人、派专机把他悄悄送到南美。做贼心虚的美国政府非常关心国际社会是如何看待美国陆军情报部帮助巴比逃脱正义审判这桩绝对丑闻的。1967年4月5日的绝密情报称：“由于阿尔蒂曼(巴比的化名)面临着战犯指控，启用他作为美国陆军情报人员需要慎重考虑，一旦美国陆军情报部将阿尔蒂曼从德国弄到南美，从而帮他逃脱审判的秘密曝光的话，那么将给美国政府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巴比对美国人感恩戴德，除了提供大量美国情报部门急需的绝密情报外，还继续充当美国情报部门的冷战“勇士”。不过，为了避免丑闻曝光后脸面无光，美国情报机构安排巴比充当玻利维亚的特工，但实际上却让他把大量的情报经由玻利维亚官员之手转交给美国中情局驻当地的情报官手里。

“死亡医生”南美贩毒

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医生”约瑟夫·门格尔被指控应对集中营数十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的责任。战争结束后，他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门格尔在“神秘机构”的帮助下于1951年顺利逃到了巴拉圭，并于1959年用他的真名实姓取得了巴拉圭国籍。当有关“死亡医生”现身巴拉圭的传言出现后，门格尔接到某些人的通风报信，离开巴拉圭潜入巴西，换了一个假名沃尔夫冈·吉尔哈德。1979年，门格尔游泳时突然中风身亡。

一份标明1965年7月18日的档案显示，1962年，门格尔与时为美国情报人员的施文德被人看见一起在乌拉圭现身；另一份中情局情报档案则显示，门格尔可能与中情局的一些情报人员干贩卖毒品的勾当。然而，此次解密的情报档案仍然看不出中情局与门格尔之间玩的“猫儿腻”：既没有透露中情局与门格尔之间的任何关系，也没有透露中情局对战后门格尔隐身究竟知道多少。

美国司法部纳粹战犯特别调查办公室的调查官卢森鲍姆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东西方集团一夜之间反目成仇，从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西方集团因此不再愿意继续追究那些有情报价值的纳粹战犯，甚至让他们扮起了反共勇士。”

幸存姐妹回忆纳粹集中营的残酷双胞胎实验




斯特凡妮和安妮塔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有幸从门格尔屠刀下活着走了出来，但回忆过去，一切都还是那么触目惊心。

斯特凡妮姐妹1924年出生在前南斯拉夫，后来移居布拉格。1941年，她们的父母和姐姐被纳粹送到了集中营；第二年，斯特凡妮和她新婚的丈夫埃贡·昆纳沃特，还有她的妹妹安妮塔也被送到了集中营。除了妹妹安妮塔外，斯特凡妮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亲人。由于是双胞胎，斯特凡妮姐妹就成了门格尔的实验对象。据深圳商报报道，她们像其他实验品一样，身体的每个部位被仔细丈量。门格尔往她们的眼睛里注射化学药剂，以观察她们的眼睛是否会变成和雅利安人一样的蓝色。她们的很多器官被相互移植。门格尔还经常往她们身体里注射各种细菌，比较她们是否会有不同的反应。

斯特凡妮姐妹至今还记得那最恐怖的一幕：她们被带到门格尔和其他党卫军面前，赤身裸体站着；门格尔告诉她们，她们将和一对双胞胎男子发生关系，然后怀孕。而作为怀孕的前提条件，她们身上的血被全部替换成另一对双胞胎的。试验的后果是，她们变得极度虚弱，高烧不退。比大多数人幸运的是，斯特凡妮姐妹最终熬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的那天。

现在她们都生活在澳大利亚。斯特凡妮有两个孩子，7个孙子女；安妮塔有3个孩子，8个孙子女。和斯特凡妮经历同样悲惨的还有很多人，在6月7日的座谈会上，与会的埃娃·莫泽什·科尔女士就讲述了自己的可怕经历。埃娃也是犹太人后裔，德国占领罗马尼亚后，她们一家随即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从此她也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母———他们都被送进了纳粹的毒气室。此时，埃娃才10岁，由于她是双胞胎，她和妹妹米丽娅姆也成了门格尔的实验对象。埃娃就和其他被实验的孩子关在老鼠肆虐的牢房里，每隔一段时间，她们就被送到门格尔的实验室，在那里被抽血，注射细菌。

有一次，埃娃发高烧持续不退，她认为自己就要死了。“如果我死了，门格尔将会立刻处死米丽娅姆，然后对我们进行解剖。大多数双胞胎就是这样死去的。”埃娃说。埃娃现在住在美国，她领导着一个搜寻纳粹幸存者的组织。据她统计，纳粹德国时期，共有1500对双胞胎被送到了门格尔的实验室，只有不到200人最后活着走了出来。
美德多多的恶魔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世纪人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希特勒及其第三帝国的兴亡，极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兴亡，成了当代史学开掘不尽的主题。

1996年，德国出版了由历史学家克洛卜主笔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一书。「没有希特勒，第三帝国便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光有这位独裁者还不是第三帝国，他还需要那些完全听命於他的帮手们。」克洛卜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发掘法西斯「权力的载体」，从而指出无条件的忠诚的危险性。

《希特勒的追随者》只写了六个人，他们是纳粹主义煽动者戈培尔、纳粹党的第二号人物戈林、「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执行者希姆莱、希特勒的代理人赫斯、第三帝国的建筑师斯佩尔、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因为巨大的罪恶，这些名字已经成了恶魔的符号，好像他们天生就是撒旦的使者。然而，如果不被巨大的仇恨与厌恶冲昏理智，可以看到他们原是普通的德国人，原本可能成为普通的推销员、工程师、商人或者文字工作者，最终却成为杀人机器上的最重要部件。

戈培尔出身於一个会计之家，幼年疾病使他右腿残疾。他似乎是「身残志不残」的典型，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且终身鄙弃「拜金主义」。假如做一个普通人，他的缺点只是爱好女色。

戈林对职位与财富有巨大的兴趣，但良好的家境使他养成精炼自信的举止、予人好感的言辞，他一直热诚追求「民族的自由」和「祖国的强大」。戈林对艺术品的收藏达到疑迷的程度，他甚至还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他说：「谁折磨动物，谁就是在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希姆莱出身富贵之家，小时候「是一个连苍蝇都不愿伤害的小男孩」。他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办事非常认真，从来不接受贿赂，总是严格地遵守法律，具有责任心、荣誉感、出众的办事能力和精打细算的品性。「诚实、正直、忠诚和友好」是希姆莱的座右铭。可以说，希姆莱简直可以充作德国人的典范。

斯佩尔是个杰出的专业人才。按照中国人的理解，他是一个急於有成的科技工作者，事业心强，一心想在世界上留下辉煌的建筑。他对建筑艺术的追求，达到狂热的程度，只要「有用武之地」，并不在乎其他。

这些人美德多多，有些人更可谓「高尚」。然而，正是这些人成了希特勒最有效的帮凶，成了创造性地煽动仇恨、战争与屠杀的刽子手。所有的美德都起著放大罪恶的作用，而不是抵制恶行的因素。他们认准了「元首」，跟定了「元首」，忠心之下，美德变成了镶在皮鞭上的铁扣。如果希特勒倚靠的是流氓地痞，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流氓头子而已；倚靠著这些具有「良好素质」和「高尚情操」的奴才，他才真正能够成为希特勒。

戈培尔信奉「民族，帝国，领袖」，他感戴领袖「重新教会我们古老的德国式忠诚」；戈林说：「我的良知叫做阿道夫．希特勒」，「在希特勒身上实现了最深刻的逻辑思想家、真正透彻的哲学家和一个有著钢铁般意志的行动果敢的人的少有的统一，这是对德国的恩赐」；希姆莱评价希特勒：「他属於那种每当全体日耳曼人陷入最深的肉体上、精神上和灵魂上的苦难时就将他们拯救出来的光辉人物」；赫斯发明了「元首」这个称呼；邓尼茨更是走火入魔，因为「和元首相比，我们大家都是非常可怜的无足轻重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元首，那么德国现在已不再有人存在了」。按照「假如他不伟大，怎么有那么多人从心底里热爱他」的中国式逻辑，希特勒也该为得到这种东方式的理解而含笑於九泉。

按纳粹党的「党性」，忠诚不仅意味著以党的观点去看待一切，更重要的是终身的行动。「叛党」是不符合党性，也不符合「忠贞不二」的人生信仰的。「如果我立下效忠的誓言，我是不可以违背誓言的」(戈林)，「谁对旗宣过誓，就不再拥有属於自己的东西了」(希姆莱)，「信念上的忠诚意味著无条件的服从，这是一种不过问命令的用处和理由的服从，是为服从而服从」(赫斯)，这便是法西斯极权主义政党的逻辑对忠诚的理解。

深知「人民群众其实是女性」的戈林，致力於「把人们改造到我们满意为止」，为此他重组了国家的新闻体制，电影、广播、戏剧、艺术、音乐和新闻开始了一场「国家广告战」，对「坏作品」的焚烧被神圣化了，「宣传的秘密(又叫艺术)」被不断发掘。其哲学洞察力被用於发现宣传对象的弱点，以便於人们更相信「犹太人是垃圾品」。为了消灭「有人对犹太人表示同情」这种表明「民族简直还不成熟，充满愚蠢的多愁善感」的现象，戈培尔甚至导演了「自动爆发的民族愤怒」，以证明「犹太人遭受著虽然艰难，但比他们应得的要好得多的命运」。这命运便是「即使德国军队将来不得不撤退，在它後撤的道路上也要把这世上残留的最後一个犹太人消灭掉」。

希姆莱说，「如果没有必要，我们将永远不会变得残忍和冷酷」。他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例证：「我们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对动物态度公正的人」，他指的是戈林颁布的「不得折磨动物」的法律。然而，因为第一，「那个有手有脚、有大脑、有眼有嘴的从生物学上看起来和我们完全同类的自然创造物」，是「人类中的残渣」，「在思想上、精神上比任何动物都要不如」；又因为第二，这个民族还「要杀死我们的民族」，从而危害「法制的前提和基础，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所以爱护动物的德国人有必要拿犹太人做活体解剖和极限试验，更有「道德上的义务」来清除这些不过「和乾净整洁有关」的「虱子」。

希姆莱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他知道应该消除杀人者的精神痛苦，预防杀人者产生内疚感和心灵不安。希姆莱的情调还表现在集中营的管理上，集中营的门口书写著「劳动使人自由」的标语，他将杀人赋予诗情，「自由」与「死亡」的双关令人寒毛倒竖。他如此使用他的「节约」美德：「用尽量少的费用杀死尽可能多的牺牲品。」他是「理想纯洁」的人，杀人之余，「我不要看到这里(集中营管理机构)哪怕只有一处小小的腐败的地方」。他要保证「杀人的纯洁性」，希望杀人与「个人恩怨」无关，便永不承受心灵的责难。正如中国人熟悉的「集体行贿」或「文革」这种巨大的灾难，因为「出发点不错」，就不值得反省。

技术人才斯佩尔对於中国人来说尤其不会陌生。「只要希特勒要求将一处建筑的长度定为150米，斯佩尔肯定会加以反驳。他的反对意见是：200米，我的元首！」他深刻理解纳粹主义的「思想实质」，导演的纳粹仪式总是具有强大的感官冲击力。斯佩尔奉命设计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他曾说：「我当然完全清楚他是在追求世界统治权。……这是我建筑的全部意义。……我的全部打算是针对这个伟人将统治整个地球。」他只管完美的「艺术实现」，而不在意这种艺术到底是为著甚么，正如一个歌唱家只要唱出最美的声音，却不管在歌唱著甚么，他只是要让人感动，并视之为艺术的高峰。这样的专业人才是独裁者最有力的帮手，有的发明机器，有的唱著颂歌，有的筑著灵寝，有的成为幕宾，各各以助纣为虐的方式实现「人生价值」。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丧失了善恶美丑的判断，如果那样，他们就是一些有「特殊秉赋」的人，这样的人固然可怕，但毕竟也是「不可多得」。戈林及其同夥一直修炼著以无限制的忠诚、「党性」打头的品格，在坚守勤奋、纪律、节俭、服从、爱国、热爱自然等一般道德上无可挑剔。然而，他们信奉的最高准则却并非人类的公义与良心，所有的其他美德都不过充当了独裁者的工具。

一切美德若非建立在最基本的人类道义之上，建立在对一切生命的自由平等基础之上，都可能充当极权统治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基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倭国都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罪行。世界上每个人，不仅是来自罪行发源地的德国人和倭国人，还是蒙受其害的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尤其是中国人，都应该思考：在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无人道的罪行？而其中一部分罪行是利用了当时的科学和医学知识，或者是在“科学”的名义下犯下的。21世纪可能成为以遗传学为基础的生命科技世纪，在这时重温人类历史教训，非常重要。

从“人类不平等”的错误信念到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我们大多数人也许不知道，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是从杀害德国本国的残疾人开始的。德国残疾人在人种上也是所谓的“雅利安”人，但他们被纳粹视为“劣等人”。进而将这种“人类不平等”思想扩展到吉卜赛人、犹太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因此纳粹种族灭绝大屠杀的渊源是“人类不平等”的错误信念。

19世纪，随着进化论的创立，很多科学家错误地认为“人类不平等”理论是一个科学上的事实。1861年人类学家PaulBroca指出，智力发展程度与大脑体积有非常显著的关系，“男人的大脑比女人的大，杰出人物的大脑比平庸的人大，优等民族的大脑比劣等的大。”

1879年社会心理学创始人GustaveLeBon说：“很多妇女大脑的容量接近大猩猩。妇女这一劣势如此明显，以至于根本毋庸辩论：只是在劣等的程度方面还可以做些讨论。”美国古生物学家E．D．Cope找出了4个处于人类较低层次的群体：妇女、非白人、犹太人以及“优越种族中位于社会底层的人”。

19世纪末以孟德尔(GregorMende1)和魏茨曼(Augustweismann)的遗传学为基础的一种理论认为，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完全由基因决定，不受环境的任何影响，因此一些群体和个人具有无法更改的“劣根性”。1881年FrancisGalton提出“优生学”，当时被定义为“通过优化生育改良人种的科学”。于是在北美和欧洲兴起了一场将弱智、残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人绝育、禁止他们入境的优生运动。1907年美国印第安那州颁布了第一部将精神病人、性犯罪者、智力低下者、道德堕落者和癫痫病人绝育的法律。到了30年代中期已有半数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192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法官霍尔姆斯辩护说：“与其等待他们堕落的下一代在以后被处决，或任他们由于低能而挨饿，不如社会阻止那些明显不适合的人繁衍，这样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会更好一些。强制性免疫的原则同样可以用于割除输卵管。三代低能已经够了。”他的辩护词与纳粹如同一辙！

德国的优生运动开始与美国相似，但有其自己的特色。支持这个运动的大多数是医生和科学家。精神病医生、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致认为“退化”是一个诊断概念，所谓“退化”包括酗酒、同性恋、癔症等。他们将人口分为“优等”和“劣等”两类，视“退化”为一种威胁，要捍卫本民族的“遗传遗产”。当时支持优生运动的不仅有带头的医生和科学家，而且包括当时所有的政治力量，从保守派、自由派到社会主义者。对日耳曼人或德意志人的优良品质深信不疑的德国医生和科学家提出了“种族卫生”(Rassenshygiene)概念，他们说：“有一点我们很清楚：凡是接受了劣等民族血统的欧洲民族都因为他们接受了劣等的因素而毫无例外地造成精神和文化的退化，从而付出了代价。”这些医生和科学家中有：AlfredPloetz，WilhelmSchalmayer，FritzLenz，ErnstRudin，EugenFischer，HansGuntler等。他们吹嘘希特勒是“第一位承认所有政治的中心任务是种族卫生的政治家”。

1920年德国律师CarlBinding和医生AlfredHoche出版了一本题为《授权毁灭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书，他们反对个人权利，强调国家权利。在他们看来，一条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不仅取决于该生命对个人的价值，而且还取决于该生命对社会的价值。他们说，那些不值得活的人患有无法治愈的低能，他们的生活毫无目的，并给其亲属和社会都造成了非常困难的负担。他们一方面没有价值，另一方面却还要占用许多健康的人对他们的照料，这完全是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医生对这些不值得生存的人实施安乐死应该得到保护，而且杀死这些有缺陷的人还可以带来更多的研究机会，尤其是对大脑的研究。他们在这本书中还讨论了对残疾人实施安乐死的步骤。

正是纳粹政权使种族卫生计划成为现实，它决心保持德意志血统的纯洁性，清理德意志的基因库，将“人类不平等”这一思想制度化。1933年7月颁布《防止具有遗传性疾病后代法》，即绝育法，对患有各类精神和肉体疾病的病人实行强制绝育。1933年11月颁布《反危险惯犯法》和《安全和改革措施法》，授权将反社会者关进国营医院，对性犯罪者实行阉割手术。1935年9用颁布《帝国公民法》和《德意志血统和尊严保护法》，二者统称纽伦堡种族法，正式在法律上排斥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1935年10月颁布《保护德意志民族遗传卫生法》，即婚姻卫生法，要求对整个人口进行甄别审查，防止患有遗传性退化疾病的人结婚。据统计在公立和私立医院中因缺陷而被强制实行绝育的约有50000人。

1938年克劳尔家生出了一个残疾新生儿，请求希特勒准许对该婴儿实施安乐死。希特勒亲自处理了此事，对该婴儿实行了安乐死。之后希特勒授权实施一项屠杀身心残疾婴幼儿的“儿童安乐死计划”，该计划的受害者约为5000人。1939年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纳粹医生和医院院长公然叫嚣：“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们医院的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1939年10月希特勒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称：“一些根据人道的判断被确认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确诊后准许被实施慈悲死亡。”根据纳粹专门执行安乐死的机构统计，70273人被“消毒”，他们竟然还说在未来10年内可为帝国节省885439980马克，13492440公斤肉类和香肠。后来将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接着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进行所谓“最终解决”，被杀害的人数达600万人。

正如作者指出的，希特勒是利用安乐死来达到其杀害残疾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目的。他所实施的根本不是安乐死：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对疼痛难忍的临终病人，必须是病人一再要求，死亡过程必须是无痛的。
在逃的纳粹罪犯
(杨华升)笔者在德国统一前后，作为中国记者曾在德国工作和生活十几年，亲身感受到德国人对过去黑暗历史的态度。

“清算过去”、“永远不再由德国发动战争”，是德国战后政治术语中最常见的口号。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深切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有一种深重的历史负罪感。当然，在德国社会的阴暗角落里，总会时不时地冒出一些为希特勒及其帮凶鸣冤招魂的人。但是总的来说，德国的主流社会、朝野主要政党，特别是政府政要，在对待战争罪责的立场和态度上始终如一。他们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历史罪责，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认罪，并以实际行动清算过去，赢得了过去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谈到纳粹对犹太人的罪行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在1951年9月27日发表的一项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阿登纳在另一次演说中指出，要赢得他国对新德国的信任，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克服过去的不幸经历并从中为未来得出正确结论的能力”。

1970年12月7日，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纳粹占领时期被划为犹太人隔离区的地方，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在细雨蒙蒙中，勃兰特突然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湿漉漉的大理石板上。这一超出礼仪的惊人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使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记者无不动容。勃兰特的这一跪，胜过千言万语。人们知道，勃兰特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可以说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是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

1985年5月8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二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超越的，是难以洗刷掉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4年8月1日，当时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起义纪念大会上，再次向波兰人民谢罪。他说：“我在华沙起义的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我的头，我请求你们宽恕德国人给你们造成的痛苦。”

1995年8月，联邦总理科尔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战胜纳粹德国50周年的活动。他在致词时也表示：“我向死难者请求宽恕。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过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以及前苏联其他民族的人。”

1998年11月，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指出：“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

德国基督教委员会在战后初期也不回避德国人特有的心理负担问题。一位斯图加特教区的主教说：“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我们没有更大勇敢地承认过错……现在我们要改弦易辙，重新开始……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赎罪是惟一可能的态度，从而也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行为。”

德国在战争罪责问题上坦诚和自觉的反省态度，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信任，为它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笔者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一、德国战后处在四大国长期占领之下，尽管盟国之间在政治动机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它们在必须彻底粉碎纳粹国家机器、推行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等方面则是一致的。二、盟国通过纽伦堡审判较为充分地揭露了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各种罪恶暴行，教育了大多数受蒙骗的人民。纳粹在国内外建立集中营并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人。三、德国战后制定了体现社会民主精神的《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建成法治国家。战后在德国，宣传纳粹思想、美化纳粹战犯、悬挂纳粹旗帜和口号均被视为非法，要被判罚或处以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