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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七七事变68周年专题］南方周末：揭露日军细菌战最黑暗一幕

chz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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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28  只看该作者

［纪念七七事变68周年专题］南方周末：揭露日军细菌战最黑暗一幕

2005年07月07日10:49 南方周末

　　编者按：又是7月7日。68年前，北京宛平的中国驻军正在奋起回击日军的炮火，他们不知，从此之后，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上最惨烈的八年抗争，而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百姓，则安于乡村生活的宁静，不知致命的病菌将在4年后降临，把这里变成人间地狱。

　　非常遗憾的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倭国依然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害者，而对其侵略行为避而不谈。
  

　　倭国反复叙述的受害史，是60年前，两颗原子弹在倭国广岛、长崎的爆炸。而奇怪的是，倭国却对他们自己发明的一种同样恐怖而灭绝人性的杀戮却似乎没有记忆。

　　这就是细菌武器。如同倭国成为惟一的核武受害国，中国也是二战时期细菌武器的惟一受害国。当然，这里边有一个根本性质的区别，这就是倭国是二战时的侵略国。

　　原子武器是瞬间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无声无息。原子武器是精确定位的、预先设定的毁灭，细菌武器却是无边无际的蔓延，在植物、动物、人之间反反复复传递的死亡。

　　中国不幸，曾被侵略者发明的细菌武器污染了20多个省市的土地，造成不少于100万人的死亡。中国更不幸，因为在战争过去60年后，国际社会对这一杀戮罪行并不了解，加害者对此也佯作不知。

　　这不公平——原子武器的受害者的控诉为世界所闻，细菌武器的受害者却被整个世界所忽略，承受着日复一日的煎熬。世界充满了恐核的声音，但细菌武器的危害却为大多数人所未知。

　　这更不公平--一边是那些今天伤口仍然流淌脓血的老者，他们的人生完全陷于悲苦，还有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妇女和儿童、青年和老人，那些死于鼠疫的蜷曲的黑色身躯；一边却是实施这惨绝人寰的屠杀的所有战犯，安然地逃脱了他们的罪责，在芸芸众生中恬然度日。

　　战争过去了60年，这桩人类文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揭露出来。这是一段被倭国和美国联手抹掉的历史。而掩盖和揭露进行的角力和较量，就是60年前的战争的延续，是历史活生生的在今天的上演。

　　我们选择在今天特别推出由本报记者南香红以5年时间追踪撰写的这组长篇报道，它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在回顾这一人间极罪的过程中，我们再一次被侵略者的残酷深深震撼。我们认为，作为与核战争同样恐怖的杀戮方式，细菌战历史应得到应有的更多关注。历史不该被隐瞒，不能被漂白，我们深信，这才是对历史真正的负责。细菌战历史足以让我们警惕，如果对侵略战争的罪责和根由反省不彻底，和平的理念就不能真正植入人们的心头，类似的恶就有可能再度横行于世。

[ Last edited by chzhx on 2005-7-8 at 00:39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陆：环球热讯社区[url]http://bbs.hqhot.com[/url]】原贴网址[url]http://bbs.hqhot.com/viewthread.php?tid=93429[/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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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29  只看该作者
追寻六十年前的历史真实--我们为什么要索赔
2005年07月07日10:49 南方周末

　　一场确凿发生的历史惨剧，为何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来，结果会截然不同？为何才过了几十年，历史就变得模糊不清？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晚才开始追寻历史真实、追讨公平？细菌战是对中国人的侵害，为什么中国人反而要到倭国去打这场官司？

　　“历史是看得见的。”王选说，“在这抗争的8年中，我这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摸到了历史沟壑与脉络，摸到了中国人流淌在60年前至今都没有干涸的鲜血和眼泪。”
   
　　王选，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的原告，可能在7月中旬第42次站在倭国的法庭上。

　　1997年，一身青衣的王选站在这里，向法官向倭国政府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受害者的声音。至今，这场诉讼已经持续了8年。而追寻这段历史真相的努力已经进行了更久。

　　围绕细菌战的法庭角逐至今已是整整8年，一次次的出庭，一次次地上诉。坚忍、持久的追寻，说到底，就是为了历史的真实与责任。

　　败诉了，还告不告

　　8年的岁月可改变很多，但仍未能改变一个结果：中国的原告败诉，倭国法庭驳回赔偿和道歉的要求。中国原告当庭抗诉，向更高一级的法庭再次控告倭国政府。

　　“败诉”，这一结果早在2005年3月王选就已经预计到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倭国政府肯定是不会认错和道歉的，那么经历了2年准备8年诉讼之后，我们还告不告？不告，我们为什么要退？告，我们为什么要告？”

　　2005年5月16日，王选来到义乌崇山村，向原告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败诉了，我们还告不告？”

　　那一天，在义乌江湾镇曲江王家祠堂里，面对着父老乡亲，王选大声地说：“我们坚持到了今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赔几个钱吗？……我们要道歉，要谢罪，要承认事实！”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中日友好，是为倭国不再犯这样的错误，是为了倭国人好，是为了人类。所以就是败诉了，我们立即到联合国去申诉。”“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尊严，你们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

　　下面坐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60年前战争的亲历者和受害者的遗属。他们大声而坚决地应和：对！对！

　　从老人们胸腔里发出的沉浊的声音在古老的祠堂的雕花木梁间回绕，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它好像是从历史深处发出的，老而弥坚。

　　永远没有败诉

　　“败诉”，这是一个让王选愤怒的词。

　　在王选那永远都没败诉这个词。

　　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庭经过28次开庭宣布了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承认原告所指认的细菌战加害事实，但驳回原告赔偿、道歉的诉讼请求。

　　国内很多人的认识就是简单的败诉，但倭国各媒体重视的是，法院首次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并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受害申诉，承认倭国政府对此有国家责任。王选说，两相比较，就比出了对这场诉讼的价值的认识和判断问题。

　　“我们倘若失去历史，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王选大声疾呼。

　　1997年8月11日，中国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将一纸诉状递到倭国东京地方法庭。1998年2月16日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接着是一审败诉，原告们申请二审，二审再次败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败诉下，是一段被淹没和有意掩盖于历史迷雾下的真相的一再显现——细菌战，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惨无人道的一页历史大白于天下。

　　超越诉讼自身的意义

　　原告们在幽冥昏暗的现实与历史中摸索，将散乱的历史碎片一点点地拼凑起来，把千万条线索一段段连起来。诉讼的过程中，中国浙江、湖南的原告们将自己家乡的受害情况有史以来首次系统、详尽地描绘出，写成一部活生生的、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细菌战诉讼的中国原告们向法庭提交了苏、美、中、日4国的大量历史资料。其中数千页美国国家档案资料，包括战后日军细菌战罪犯作为交换向美国提供的技术资料及证明美国掩盖日军细菌战的美国官方文件。有的证明和材料是第一次披露于世。

　　一万个曾不为人所知的生命留下了姓名。60年前悲惨地死去的人，是曾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存过的一个生命，他们就那么悲惨地寂灭了，一直一来没有人替他们喊出冤声。

　　“一旦(倭国)国家司法机关经过证据调查对细菌战的事实进行认定，这一认定就具有绝对的权威，以后任何人也不能否定、歪曲和掩盖事实真相。”细菌战诉讼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在判决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法庭在没有原告方受害的直接医学鉴定、间接法律公证的情况下，对如此纷繁复杂，且年代久远的事实作出全面认定，使之成为不争的事实，从法的角度来说是大胆的义举。可以说，法官们最终作为人，听取了被强权出卖和压抑的弱者的呼喊，站到了原告一边”。(王选)

　　“重要的是已经打开了‘死亡工厂’的盖子，揭开了倭国细菌战的黑幕……这也是种胜利。”(王选)

　　因此，倭国媒体的报道称，“细菌战诉讼拧掉了倭国人脑袋里的螺丝钉”。“(细菌战诉讼)判决打破了强权的封锁，通过倭国各大报社的报道，将这一段历史传达到倭国各家各户。事实上，之后在倭国出版的一些严肃书籍中，已有专家学者在引用判决中的关于细菌战的内容陈述。”这是王选从倭国带回来的信息。

　　“细菌战诉讼也因之具有了一个超越自身存在的意义。”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追寻历史真相的人们

　　中国公民--王选

　　战争过去近半个世纪后，人们才追寻历史真相，真正反思战争。重庆大轰炸、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慰安妇、劳工奴役，战争并没有过去。只不过中国的反思整整比倭国、美国晚了15年。
  
　　王选是1992年才知道日军侵华期间使用了细菌战，那一年她40岁。“我怎么会在40岁才知道这件事？是谁设置了历史的雾障？”

　　王选认为谁也无权剥夺她知道的权利，更何况她的家人就有死于细菌战的。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倭国人放鼠疫。当时我并不知道鼠疫是什么，我只记得父亲的那张脸，那是一张极度痛苦的脸，父亲想说出13岁的叔叔死时的情景，但就是说不下去。父亲再也没有说过这件事，但我知道了鼠疫是世界上最惨的一种死法。”

　　了解了倭国对华细菌战之后，王选步上一条追寻历史真相、维护正义的不归路。如今在中国，提到细菌战，很多人就自然联想到这位中国女性。

　　倭国历史教师--森正孝

　　同样，在倭国，一个历史教师也有同样的疑问。

　　森正孝是倭国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倭国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觉得自己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历史这门课便教不下去。他的疑问比王选的早了十多年。

　　1980年，森正孝来到中国。此后他13次自费到中国调查，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于是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

　　“我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这是王选向追问她的媒体的回答。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森正孝回到倭国，发起了“倭国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倭国600多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国内是一片中日友好的声音，好像战争已经离我们很遥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说。“而此时，倭国国内一些人开始反思战争，追寻历史的真相，揭露被掩盖了的历史。”

　　倭国小说家--森村诚一

　　这时的倭国，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

　　1981年倭国学者常石敬一，从第二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军医少将等发表在学会杂志上《消逝的细菌战部队》的报告中，查明在活性出血热研究中所使用的“猿”，实际上是用中国人进行人体模型实验。这一发现无异于石破天惊。

　　1981年倭国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的恶行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

　　森村诚一为此遭到了威胁和指责，有人劝解森村诚一不要冒政治风险。

　　“我这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的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森村诚一说。之后他和美国第一个揭露美日细菌武器交易的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取得联系，获得了《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的翻译权，并继续写出《恶魔的饱食》续、《恶魔的饱食》第三部。

　　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家永三郎

　　家永三郎，倭国东京大学教授，倭国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1945受倭国文部省之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倭国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郎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他写得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

　　另外，家永三郎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文部省对家永三郎书稿的修改之处达290 个。

　　家永三郎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审定制度违反了保障学术和表现自由的宪法精神”，并且审定给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要求赔偿损失。

　　1966年，家永三郎的《新倭国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郎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8个历史问题。

　　从1965年到1997年的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郎面对的是强大的倭国政府，他屡败屡诉。地方法院的一审败诉、二审败诉、三审败诉，家永三郎立即上诉到东京高等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是家永三郎在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对中国女性施暴这两点胜诉，家永三郎不服，再一次上诉到倭国最高法院。1997年，倭国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修改“南京大屠杀”“731部队”、“倭国侵略中国”、“日军暴行”等4处属于文部省滥用处理决定权，属于违法，赔偿家永三郎40万日元损失，但同时裁定文部省审定合法。

　　32年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开庭，家永三郎始终站立在法庭上，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倭国政府。在等到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已重病缠身。当他拄着拐杖出现在为他胜诉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有的人都起立为他长时间地鼓掌。他说，他仍不满意这个判决，但他不可能第四次上诉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和精力了，但他决不会放弃战斗，直到生命的终结。

　　也是在1997年，中国的细菌战原告们走上了倭国法庭，开始了又一桩跨世纪的马拉松式的为了历史真相的诉讼。这是历史的偶合，一个诉讼完结，另一个诉讼开始。

　　2002年8月27日，历时7年的中国细菌战诉讼败诉，之后的11月29日，89岁的家永三郎与世长辞。在他的葬礼上，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为坚持历史真相而同倭国政府斗争了40载的史学家平静地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美国人--鲍威尔、丹尼尔

　　中日双方战后半个世纪为了历史真相的再一次纠纷对于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来说，并不能脱离干系。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倭国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

　　美国记者鲍威尔在中国上海长大，亲眼目睹过日军在宁波实施的细菌战。后因为他主持的《中国周报》上曾转载过新华社的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的报道，鲍威尔被指控为叛国罪，受到长达7年的审讯。这事促使他继续深入进行倭国细菌战的研究，于是有了他的破冰之作《一段被隐瞒的历史》。文章发表后，美国著名电视调查节目《六十分钟》采访了他，这个节目在美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下使鲍威尔所揭露的事实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人们说“太离奇了，不可能是真的”。

　　如果不是真的见到，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有过。

　　“2002年我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毁掉了。这么惊人的恶行，竟然60多年无人提起，造恶者竟然没有一个受到惩罚，这是人们不相信的最主要原因。”丹尼尔说。

　　力量的汇合

　　1995年，王选找到了森正孝。

　　“我弟弟拿了剪下的报道给我，一副非常郑重的样子。就像是说一件大事。”1995年，有三个义乌崇山村的农民，写信给倭国驻华大使馆，要求道歉和赔偿。王选一下子跳了起来：崇山，我的家乡！

　　王选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报纸上说到的两个倭国人森正孝和松井英介，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崇山人，我有义务。只有我能把崇山话翻译成日语。”

　　一个假日，森正孝和松井英介乘坐新干线来考察王选，“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存在，在那一刹那，我觉得是历史的大规律轮回到了我身上。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倭国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

　　王选成了揭露会调查团的一名翻译。王选和森正孝合在了一起，两股来自交战双方国家的、想知道历史真相的力量汇合在了一起。

　　来自倭国、美国的揭露力量在逐渐强大，731和细菌战所包裹和封锁的铁甲在一点一点地剥蚀。但是，我们还缺乏其核心的内容，因为它还缺少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中国的受害状况。侵华日军制造细菌战武器的地方，直接的受害者，直接的细菌武器攻击作战的证据，所有这一切必须到中国寻找。

[ Last edited by chzhx on 2005-7-8 at 0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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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32  只看该作者
日军利用细菌攻击中国

2005年07月07日10:49 南方周末

　　有鱼子般颗粒落下

　　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

　　“上月二十八日，敌(日)机空袭金华，二架散布白烟，并有鱼子般颗粒落下，经人民 收集送检，由省卫生处处长、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长等五员严密检验，辩明系鼠疫杆菌……”这是1940年12月5日，在云和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向重庆行政院院长发的急电。

　　浙江衢州。1940年10月4日凌晨是一个灾难的开始。一架日机飞临衢州城上空，盘旋一周以后开始向下俯冲，到了200-300米的低空后，即沿衢州城的西安门，向上营街、水亭街、柴家巷、罗汉井、县西街一带的居民区飞，一边飞一边散下了大量的麦粒、粟粒、破布、纸包和传单等物。来回往返两次后飞离衢州上空。

　　黄运兴住在罗汉井巷3号。这天早晨他听到了凄厉的空袭警报，一家人赶紧躲进自家院里的防空洞里。当他们从防空洞里出来后，立即发现了这次空袭与平常的不同。

　　黄运兴看到院子里、天井中、屋顶的瓦片上，到处都是麦粒、破布、小纸包，地上有很多很多的死跳蚤。门口和整个街巷里都是。

　　“那是很怪的死跳蚤，个头特别大，比平常看到的跳蚤大到一倍。”黄运兴说。黄运兴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两个姐姐是学医的，他们猜测敌机没有进行轰炸，空袭的时间也很短的原因，想到了可能是放毒。于是父亲让家人将所有的东西全部扫起来烧掉，还用来苏水洒了院子。

　　黄运兴家的隔壁邻居是黄权一家，这一天黄权有事出门，家里有黄权的大、小两个妻子和7个房客。当他们看到麦粒的时候，也心存怀疑，这时有人提议：扫起来喂鸡看看鸡死不死。结果是黄权的两个妻子和7名房客在几天之内全部死光。

　　10月10日之后，奇怪的现象开始在衢州出现，衢州的街上大白天出现老鼠，它们并不怕人，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突然倒地而死。居民家里的角角落落死老鼠成堆，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居民们将死老鼠用簸箕扫出来，有时候，一所房子能扫出很多。

　　11月12日，家住柴家巷3号的吴家12岁的女孩吴士英突然高烧、呕吐。后来大腿的淋巴结肿大，大喊大叫地要水喝。“当时我只比我姐姐小一岁，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在床上抓挠，第二天早晨姐姐就死了。”现年76岁的吴士福说。《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1999年11月中国三陕出版社出版。

　　不止是衢州，在这一次日军的细菌攻击当中，受到攻击的还有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

　　天皇大陆命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 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

　　日、美、中国的调查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用十多年的时间，一点点拼凑起来当年对中国的这次细菌攻击的历史图景。

　　1940年6月倭国陆军本部正式讨论了细菌武器的使用问题。并发布了开始细菌作战的命令。命令是以“天皇大陆指第690号”命发出的。所谓“大陆指”就是根据“大陆命”这一天皇命令，参谋部长提出的有关作战的具体指标。

　　6月5日，倭国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南京1644部队长代理增田知贞在一起进行了关于细菌战实施的协商。协商结果是，决定以浙江省的主要城市为攻击目标。作战方法是用飞机散布菌液和空投感染鼠疫的跳蚤。

　　7月25日，倭国关东军发布了“关作令关东军作战命令丙第659号”。

　　8月6日，一列重兵押运的火车从731部队的平房出发，开往杭州。车上装着“空投炸弹700发、汽车20辆、 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菌和5公斤鼠疫跳蚤”。石井四郎是行动的总负责人。

　　日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其中，宁波是中国东南部的重要的港口城市，是蒋介石的家乡，宁波港承担着外援物资进口任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衢州和金华县是从浙江通往江西的浙赣铁路上的要地，衢州机场是中国东南各省中最大的军用机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在衢州设立空军第十三总站，下辖三个机场。衢州城内也是重要的驻兵之地。日军在此实施细菌战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从宁波港口进来的国外战争物资援助，切断中国的铁路运输动脉。

　　9月18日攻击开始，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等6个城市遭到了细菌攻击。攻击直到11月 25日才结束。

　　在长达3个多月的细菌攻击中，宁波等6地受到了反复的多种形式的细菌攻击，这正是石井和他的研究人员反复实验过的方法，这一次在实战攻击中都用到了。在衢州，特别行动队采取的是投撒带菌的麦子和谷粒；在宁波，采取的是在宁波城内或周围撒播带菌的谷物和棉絮；在金华，731部队的飞机在县城扔下炸弹，炸弹撞击地面爆炸后施放出一股淡黄色的烟；在玉山，石井实施了在普通居民中施放细菌的计划，他们把病原体投入在居民的水池、水井里，甚至将几百个做成米糕的甜点心、水果等放在居民的门口、树旁，做出一副日军匆匆离去遗忘了的样子，骗取当地缺少粮食的居民食用，而这些“食品”里都注入了大量的伤寒和副伤寒菌。

　　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日军从1940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一直都在进行着对中国的细菌战攻击。

　　1941年9月，日军以陆军参谋总长再次发布“大陆指大本营陆军部非作战指令”，对洞庭湖附近的湖南常德进行细菌战。

　　9月16日，攻击湖南省西部战略要地常德的命令发出。命令要求以造成常德居民间鼠疫流行的方式，阻断中国军队的交通。这次参战的还是731部队和1644部队。参加作战人员的总数共约100名。

　　11月4日，上午5点30分，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在从江西南昌机场起飞，6点50 分到达常德。

　　飞机的两个机翼下面，携带着两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鼠疫跳蚤。事情没有预想的顺利，飞机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掉在了洞庭湖里，飞机另一侧的盒子则完全打开，“谷子36公斤”撒在了常德。“谷子”是鼠疫跳蚤的秘密代号。

　　一本战地日记清楚地记载了这次攻击和攻击的结果：“6／11(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20／11 前后，出现来势凶猛的‘鼠疫’流行” 。

　　日军根据收集的情报认为攻击获得极大的成功，中国派遣高级参谋宫野下年大佐提供的报告是：“以常德为中心的‘ 鼠疫’极为猖獗”。于是部队士气高涨，极有信心，主要的细菌武器也首选鼠疫，并希望获得30万只老鼠，以增加鼠疫的产量。

　　这本战地业务日记是1993年倭国学者吉见义明在倭国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到的。它的作者就是参与策划实施细菌战的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男。

　　井本熊男1935年12月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以后，一直担任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情报的联系工作。

　　在这本日记中日军将细菌武器秘密代号相称“ホ”(音“霍”——译者注)代表鼠疫跳蚤，“C”代表霍乱菌，“T ”代表伤寒菌。

　　1940年8月16日的井本日记以“在杭州连络”为题，记载了井本到杭州市苋桥的旧中央航空学校，向作为细菌战的实战部队的奈良部队传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时的情况，此时要求细菌生产者一天生产霍乱菌10千克、伤寒菌10 千克以上，宁波被定为1平方公里用1.5公斤的细菌、金华、玉山1平方公里使用2千克细菌。并安排了从空中进行新闻纪录片的拍摄。

　　这一天的日记，记载了731部队增田美保架机攻击的机型和攻击时间，空投时的高度，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入机体下方附着的容器，打开盖子进行空投的方法等内容。并记载了增田少佐空投“ホ”之后的报告。增田少佐报告说：部队士气高涨，对“ホ”很有信心。

　　这部影片后来在很多地方播放，以宣传细菌武器的威力和重要性。在伯力受审的西俊英在第731部队内，看过这部秘密的纪实新闻片。

　　“我看见过一部说明第731部队所派远征队于1940年间在华中一带动作情形的纪实影片。起初在银幕上映演的，是装有染上鼠疫跳蚤的器皿怎样安置到机身下面去。随后映演的，是撒放器怎样安置到飞机翅膀上去。接着就是一段解释，说明这一器皿内盛有鼠疫细菌。然后就表明四五个人坐上飞机，但究竟这几个人是谁，我却不知道。接着飞机就飞到空中，随后又是一段解释，说明飞机向敌人方面飞行。然后那架飞机就飞到了敌军上空。随后几副镜头是表示飞机动作、中国军队移动及中国村庄情景的。接着就出现一股烟气脱离飞机翅膀向下坠去。随后就有一段解释，说明这股烟气乃是撒放到敌军头上的鼠疫跳蚤。然后飞机就飞回机场。银幕上出现了‘作战完毕’几个字。随后就是飞机降落，消毒人员来到飞机跟前，接着就是表明飞机消毒的情形。随后有数人下机：首先下机的是石井中将，跟随在他后面的是碇常重少佐，其余的人我不认识。随后出现了‘战果’二字，映出一份中文报纸以及从这份报纸上译成日文的一段消息。解释文上说道，在宁波一带忽然发生了强烈的鼠疫流行病。最后一副镜头，是表明中国卫生队身穿白大褂在发生鼠疫的地区消毒的情形。我正是从这部影片上清清楚楚地知道了在宁波一带使用细菌武器的经过。”

　　拍摄新闻记录片目的，是石井四郎要向人们证明细菌武器的攻击是有效力的。细菌武器作为当时的一种新型的生化武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它有信心。反对的声音是细菌武器在杀伤敌人的同时，也会给自己的部队感染可怕的疫病。

　　“黑死病来了”

　　在此之前中国的这些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发生，根本没有防治的经验和准备，加上战争期间国力羸弱，鼠疫就这样加倍、恣意地在城市和乡村窜行

　　鼠疫被称为“黑死病”，由鼠类之间的传播到人类之间传播。在19世纪之前，人类几乎没有对付这种恶疫的办法，人一旦感染此疫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并且，死状悲惨，死时整个人都变成黑的。

　　不仅如此，一个地区一旦感染鼠疫会随着人类和鼠类的流动而向四处扩散，并且疫病经年不散反复感染。因此鼠疫在人类社会中被称为第一恶疫。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造成当时4000万人死亡，是欧洲人口的40%。此后的17世纪鼠疫又在英国法国流行，19世纪未20世纪初在亚洲流行。人类直到1894年才找到鼠疫的病原体，但是对这种恶疫，人类始终没有更好的办法从根本上根除。

　　1940年10月的宁波，黑死病被空投到无辜的居民头上。现年74岁的何祺绥清楚地记得当年宁波遭到鼠疫细菌攻击的情景。

　　1940年10月27日，他亲眼看到一架倭国飞机在宁波商业最繁华的开明街一带上空盘旋，然后散下了大量麦粒、面粉和黄色雾状的东西。当时他的父亲在宁波中山东路266号经营一家叫做元泰的酒店。

　　麦子和着黄色粉状的东西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人很惊慌，而何祺绥24岁的叔叔却走出来捡起了麦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边的店员说：“没什么呀，是麦子”叔叔何福林是店里账户会计，初中文化毕业，刚结婚，年轻力壮。当天夜里他就头昏脑胀，不能料理账务了。店员用藤躺椅把他抬去看病，医生只认为是一般头痛脑热的，开了点儿药回来，但是“病 ”越来越重，11月1日就暴死而去。

　　实际上在飞机撒播细菌两天之后的10月29日就出现了最初的患者，开明街入口处的滋泉豆汁店、紧邻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宝昌祥西服店，还有东后街一带，死者陆续出现。

　　最初的死者仅限于倭国军用飞机空投了跳蚤的地区的居民。

　　11月2日，华美医院(现在的宁波第二医院)的丁立成院长给东后街136号的患者王仁林(男，47岁，当日死亡)的淋巴腺作了穿刺，用染色液制作了标本，根据显微镜检查发现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岁，11月6日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并用土拨鼠做了动物实验。从第二天死掉的土拨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里也发现了鼠疫菌状的杆菌，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得到阳性结果。后来又把培养物送到省卫生处，吴昌丰技师检查了培养的杆菌，进行了血清凝聚反应，得到有也是阳性结果。

　　所有患者的临床症状都是淋巴腺肿、高烧、昏睡、头疼。在确定鼠疫的当天，市政府立即封锁了传染区。6日设立了临时防疫处，但是死人依然不减。8日开始在传染区修建高3.7米的围墙。

　　“戴防毒面具的人用石灰对街道消毒。那天夜里出动了消防车，把围墙内的建筑物全部烧毁。我亲眼见到火从我家酒店的窗户中烧出来，后来又烧上了屋顶，最后房子倒塌。由于被火烤，我的脸红了一个多月。400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祺绥摸着脸说，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依然让他惶恐不安。当地的《时事公报》11月2日报道：“鄞县县东镇开明街暨唐塔镇东后街一段，于上月三十日起，发现流行性疾病，蔓延甚烈，三日内，不治者死者已达十人以上”。

　　恐慌弥漫了整个宁波城，学校停课、公共场所及旅馆、饭店纷纷停业，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疫势蔓延迅猛，发病暴死者接连不断，沿街走的是穿丧服啼哭的人，地上撒着消毒的石灰，四周阴森森，恐怖万状。疫区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20 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12户人家全家死绝。

　　将近4米高的围墙挡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挡不住人们纷纷逃离城区，何祺绥的父亲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结果是引发宁波周围的奉化、慈溪、象山等县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区死亡人数已达55人，疫区居民怕被隔离，外逃日甚，疫情随之扩大。防疫处采取强制手段将剩余的40多人全部隔离，布告全县举报外逃者，并派出搜索队日夜搜索外逃者。对死者的尸体也不再允许自家掩埋，而是要统一、深埋于西南郊区的老龙湾。10日省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和卫生署防疫队第17队携带疫苗直到宁波。

　　但是种种手段仍不能减轻宁波市民的恐慌。强制隔离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们坚定了逃离的决心。何祺绥的父亲给店员们发了路费让他们赶紧逃走，但18个店员仍然死了14个。学徒钱贵法被拉入隔离病院，钱是少有的进了隔离院又得以生还的，“隔离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狱，到处是垂死的人，面色发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滚挣扎，真是惨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处痛下决心，一举烧毁了开明街传染区的所有房屋。烧房从晚上7点开始，在11个点上同时点火，烧毁开明街上的113户住宅、店铺。一条宁波最繁华的商业街全部化为灰烬。

　　12月初疫情得到控制。当年防疫机构的统计是，从疫情发生到最后一例病人死在医院，共35天的时间，共死亡109 人。这并不包括逃出宁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击之后，直到1945年11月之间市区多次暴发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而受到涉及的乡村的死亡人数超过万人。

　　而在受鼠疫攻击之前，这些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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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34  只看该作者
　　　　　　　　　浙江崇山的悲剧

　　　1942年的崇山村是浙江省义乌县的一个乡，离县城义乌不过十几里地。

　　1941年10月2日义乌县城北门稠城镇十字街口一带，发现了胀着肚子的死老鼠。接着附近两居民暴病死亡。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难忍，到处找沟渠喝水，城内有水的水沟成为最快的传染路线。义乌　是江南水乡，到处都有水，老鼠沿沟找水，鼠疫沿水传播，一时间，义乌城郊的下麻车、盐埠头、石古金、山口、下傅、陈村、义驾山、桥东、桥西、孝子祠、宗宅、三里塘、塘里赵、岭头、岭下等等村落都成为感染的疫区。

　　王焕章死亡链条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是靠王道生的中医，现在连医生都死了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农民王焕章清早起床去买了两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着回来。在塘里洗了澡。到家，全身发烫，腿根肿痛，舌根发硬，病势危急。

　　于是家人立即请村中有名的中医王道生来给他诊治，家人急忙抓来王道生所开的药，喂他吃下，但是药毫不管用，晚上王焕章就死了。

　　王焕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儿媳即发病，病势凶猛，次日也惨死了。王焕章独子王继法眼看着父丧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随即高烧不止，22日挣扎了一天，也死去。接着4岁的孙女也亡。11岁的孙子由娘舅收养给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这样，王焕章一家5口人全部死绝了。

　　给王焕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没逃过死神的追击。回家不久，王道生就发烧，口渴难忍，虽然家人不离左右用心地照顾，但只三天时间，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死时是重阳日1942年10月18日，终年63岁。

　　因为王道生行医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8个儿子，因此治丧隆重。家里请来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场。乡里邻居包括其他乡里的亲戚都来奔丧，人员进进出出，很热闹。

　　但是道场未结束，恐怖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第二个儿子王旌善的妻子吴菊兰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状一模一样，挣扎几天就死了。女儿王海妹、女婿鲍小牛带外孙鲍弟来崇山为父亲送丧，回义亭鲍宅后不几天三人全部死亡。吴菊兰死后，她的丈夫王旌善还没来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16岁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时四肢弯曲，如同“奎星踢斗”，死得更惨。儿子旌堂逃到梅林村亲戚家里，由于8岁的孙女王妹带去的鼠疫病菌，引起亲戚全家5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10人(王道生两夫妻，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全部死亡。只有儿子王旌昌当时不在家，活到80多岁，成为家族灾难的亲历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医疗就是靠王道生的中医行医，现在医生都死了，崇山人没有了任何医疗防预体系。自王焕章和王道生去世后，崇山村每天死亡5-8人，最多的一天死了20多人，不到三个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于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达95%，连年轻力壮、体格强健的也十病九死。

　　头几个人患病死亡，家人还隆重治丧，请道士念经超度，想办法驱邪禳灾；后来还能买棺材成殓，请人抬出送葬；再后来家人接连死亡，别说治丧，连棺材也无法去买，一块门板，一床被子裹了抬到山上挖个坑，草草葬了。再后来连帮忙抬尸体的人也找不到了，人们甚至怕出门撞见抬尸体的，怕撞见“瘟神”。

　　崇山人接二连三死亡。全村陷入极度恐怖。太阳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关了门，躲在家里。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门逃避，亲戚朋友家里不敢去，就躲到无人管的庙宇里，或者躲避到塘埂田里去等死。

　　住在后山背的王焕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亲在家看家，不想老母亲得了鼠疫，老人发高烧口渴难受，爬出门去沿街讨茶水喝，但人人关了门不敢给。最后连她自己的独生儿子见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着母亲爬着死去。

　　在义乌县城鼠疫盛行一年多，崇山鼠疫暴发几个月后，崇山人才终于知道这场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倭国佬 ”中国北方将日军称为倭国鬼子，南方将日军称作倭国佬投放的。这种细菌武器比刺刀、大炮、机关枪和飞机炸弹更厉害，杀人更多。

　　死亡乡村

　　崇山1236口人，鼠疫亡人数为403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

　　1942年的11月是崇山鼠疫最甚阶段，毫无防疫办法的崇山基本上是任村民自生自灭。对于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来说，义乌县城组织防疫力量已捉襟见肘，而对于广大乡村的疫病，基本上是无暇顾及。

　　从现有的文史资料来看，义乌县鼠疫相当暴虐，防疫自救也相当艰难。鼠疫如烈火猛虎般一浪一浪恣行在鼠类和人类之间，人们在死亡、恐惧之间挣扎自救。往往是疫病似有缓解，人们正想缓一口气，死亡又再一次反扑过来。

　　在鼠疫暴发的几天之后，义乌县政府就召集各政府各机关主管及城区中小学校长，成立县防疫委员会，拿出的第一笔钱是“抗日应变经费”，暂作防治费用，并电请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时发动群众开展灭鼠灭蚤活动。(《会议纪录》存市档案馆334-400)

　　1941年10月13日义乌县防疫委员会电请浙赣铁路局客车在义乌站暂不停靠。并关闭义乌稠城的农历三、六、九日集市。禁止疫区码头装载货物搭载乘客，禁止集会拜佛。

　　义乌全城都在灭老鼠和跳蚤，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

　　中央及省卫生部门和金华四区专署要求义乌每5天汇报一次疫情。县政府命令各乡镇保甲出现的疫死和病患立即报告，并强制实行“连坐制”。

　　但民间的恐怖情绪无法控制，当地人盛传隔离所的种种惨状，并认为只要隔离便是永远离别，还会被毁尸，烧毁病家房屋，于是对鼠疫疫情，千方百计隐瞒不报。

　　1941年年底及次年初，鼠疫再度暴发，此次来势更加凶猛。波及前店新屋、苏溪蒋宅、八里桥头、徐界岭和义东楼山塘、青口等乡村，时间延续半年之久。

　　而到了1942年的11月崇山的情况已经是“日死5人以上，总计死亡不下300人，较诸去年城区尤为严重”

　　而崇山的防疫也只是组织有威望的乡绅，艰难筹资，力保死者能够得到掩埋而已。

　　1941年年末，中国红十字会防疫医疗大队第312队队长刘宗歆在义乌防病期间不幸染疾。此前他率9位专家和医师从重庆赶来，几个月来日日奔走在义乌城乡。1941年12月30日在义乌稠城殉职。

　　义乌的防疫工作因此而受到重大影响。鼠疫一时呈失控状态，疫区封锁失效，防疫经费告罄，军事要地衢县鼠疫流行，防疫力量根本顾及不到义乌。到1942年2月止，县城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者至少达到230人。

　　崇山1236口人，死亡人数是403口，死亡达到三分之一。逃走的150人。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乡村遭到致命的打击，了无生机。

　　鼠疫“崇山株”

　　在崇山，南京1644部队的细菌学家们掘坟剖尸、解剖活人，将崇山的鼠疫菌用来培养“印度跳蚤”

　　就在崇山人为疫病哀告求救之际，更大的灾难降临到这个村子头上。

　　11月11日，日军南京防疫给水部(荣字1644部队)本部近食秀夫大尉、伊藤大尉等20人突然来到崇山村，七八十个倭国兵荷枪实弹包围了山村。村边制高点上架了四挺机枪，山背尖架了一挺重机枪。将村民全部赶到后山集合，强迫脱去衣裤接受检查。同时对鼠疫感染者涂药水，或撒药粉，或打针。将发现淋巴结异常的7个人，强行拖到后山背的碾米屋里，加锁隔离，并且不准送食物给他们吃。随后将染病未死的病人秘密拖到野外活活解剖(见王甲法《崇山村鼠疫》义乌文史资料)。

　　11月13日，义乌城内伪“义乌乡镇联合会”会长傅屏侯，得知日军要将整个崇山村烧毁，立即自己组织乡坤成立防疫委员会，提出崇山村自行防治鼠疫的意见，试图阻止日军烧房。

　　但是没有人知道日军突然进村实行隔离打针并要烧毁村庄的真正目的。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后，前日军细菌战部队成员田甚太郎在临终前说出了真相

　　为了检验细菌战实施的效果，日军南京1644细菌部队下属的金华支队义乌分遣队队长高山中尉及两名下属，特来收集细菌武器鼠疫的实施结果，检察细菌武器的杀伤力。

　　1942年11月4日，他们来到驻义乌县城的日军22师团86连队营地。第二天他们穿着白色的鼠疫防菌衣和长统胶鞋，只露出两个眼睛，与86连队的军医林笃美一起到了崇山村。

　　他们实地考察了崇山村鼠疫流行情况，在回去的路上高山等人从新坟中挖出尸体，切取其肝脏部分带回营地。并用肝脏制作了显微镜标本。在显微镜下确定了鼠疫杆菌。

　　这只是高山一行目的的一部分，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采集崇山的鼠疫菌，为下一步大规模培养鼠疫菌提供研究依据。

　　而驻义乌日军似乎并不知道鼠疫是他们自己人放的。驻义乌日军86连队军医林笃美在鼠疫流行期间还多次给崇山村居民打疫苗。当他发现细菌是细菌部队放的时他万分震惊，尤其是当他陪同高山前往崇山村，看到高山掘坟剖尸时更受到良心的煎熬。在些在他当年的日记里都有记载。

　　因为担心鼠疫会危及驻义乌的日军，日军特给兵士们进行了预防接种和定期检查。义乌的防疫委员会怕日军烧房也积极配合日军的“检查”，并主动提出“男女分开检查”，村外的林山寺辟为隔离所收容鼠疫患者。

　　但是日军还是一把火烧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丽君记得倭国兵烧村子那天情景，那是她们家最悲惨的一天，是她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日子。

　　放火时，王丽君和母亲一起被倭国人赶去了后山背。村民们都被集中在寒风四起的广场上，大火起来时，人们看着自己经营一生的房屋被烧，凄惨地哭叫着往包围圈外冲，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来。

　　那一天，王丽君的哥哥刚刚得鼠疫死了，两个姐姐也发病了。父亲守在房子里不肯走，可是火还是蹿到她家里来了，火冒到屋顶上来了，到处都是燃烧的噼叭的响声，烟已经呛得人不能呼吸。父亲先把一个姐姐背出来，又冲进火海背出了另一个姐姐。

　　父亲很怕两个姐姐被倭国人带到林山寺去隔离，就把两个姐姐藏在了甘蔗地里。二个姐姐在田地的泥土里痛苦地挣扎，让人目不忍睹。父亲乘夜黑又回到烧毁的家里，挖开废墟找了一口锅几只碗，找了张门板给姐姐搭了张床。然后又趁着天黑将大姐背到山里，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里。等父亲转回地里再看二姐的时候，二姐已经死了。王丽君和父母在野地里过了整整一个冬天。大姐在山上的小屋竟然熬了过来。

　　林山寺的罪恶已渐渐为村民所知，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赵六妹的三个女儿抬着母亲的尸体准备埋葬，被守候在后山背的倭国兵发现，赶走抬棺材的人后，倭国“军医”打开棺材盖，剖开死者肚皮，挖出心肺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只手臂和一条腿，剩余尸体丢弃野外。

　　张菊莲是当年从林山寺隔离所逃出来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讲述了亲眼所见的活体解剖。

　　这天下午她看见几个穿白大褂的倭国人1644细菌部队的细菌学家将崇山村王关富的未婚妻、18岁的吴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单。吴小奶在被单底下拼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会好的……”一面大叫“妈妈救命……”突然吴小奶的叫声变了调，撕心裂肺般的，好像不是人发出的声音。张菊莲看到吴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开了，血涌了出来，染红了被单，倭国人在剜割她的内脏。张菊莲惊恐得晕厥过去，醒来之后连忙从粪坑孔里逃出，向江湾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为“松崇山株”。1644细菌部队1科的近食秀夫— —当年崇山村活体解剖和病死者的尸体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实验室里，用“松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进行感染实验并用来培养跳蚤，他甚至将他的“研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水谷尚子的《倭国1644部队活动揭秘》。)

　　1943年3月鼠疫传染在崇山止住，义乌县卫生院院长杨尧震去崇山调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坟墓累累。由于埋葬时害怕被日军发现后拖尸肢解，众多坟墓都是草草挖个坑，施放尸体后，盖上几畚泥土，就匆忙离开，没有墓碑也没有标记。而经历一冬的风雨，坟墓大半塌陷，尸体被野狗拖出，崇山狼籍。杨尧震将此情景报告县政府，要求拨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扩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难者众，根本无力掩埋亲人的遗骨，县政府只好命令乡公所发动乡内其他村里的人去捡拾尸骸，加盖坟土。(以上内容参考翁本忠编著《细菌战受害与赔偿诉讼》)

　　这仅是日军对中国细菌战攻击的极小一部分。因为浙江部分县市、湖南常德的细菌战调查比较深入，也因为崇山村在细菌战诉讼的推动下，才将捡拾起的碎片一样的历史一块块地拼凑了起来。在中国受害的其它地区由于没有进行细菌战的调查，真相还处于混沌黑暗中。森正孝的调查结论是：日军侵华时曾在中国20个省市63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死于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达27万人。2000年山东调查者崔维志的结论是，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中，中国平民就有20万人死难。2002年，又有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100万人死亡。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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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将细菌战的消息传递到国际上是在1942年。1942年3月31日，中国卫生署署长金宝善将日军在中国撒播细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

　　4月6日中国外交部根据这份报告正式向英国政府申明：只有通过盟国打败倭国，才能制止这种残酷的细菌屠杀。4 月11日，重庆英国大使馆的官员将倭国细菌战问题的备忘录正式交给了英国外交大臣。但是英国国防部并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4月21日英国军需部向英　国波顿细菌研究所提供中国的备忘录时，备忘录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赖的东西”。

　　对此美国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国也得到了这份备忘录，但美国有关官员的意见是“并未对此提出足够的新的事实，以改变我们原来的见解，也就是，认为没有将常德发生鼠疫的原因归咎于倭国的决定性证据。”《战争与恶疫》第五章《湖南常德细菌战》——1941年松村高夫

　　对许多国家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细菌武器只是科学家的空想或者细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范畴，他们不相信已经有人进行了细菌攻击。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惟一一个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细菌武器对于世界来说大大超过了人们的知识和想象。

　　在英国的卫生医学研究评议会上，英国的专业人士认为“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会导致病例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

　　直到1992年3月，英国的生化学者在剑桥大学的研究经验还是认为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细菌会全部死亡。资料来源《战争与恶疫》第五章 《湖南常德细菌战》，作者松村高夫，1992年松村曾到英国剑桥大学采访调查有关研究人员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击，国民政府派遣了鼠疫专家陈文贵等人组成的调查队前往。陈文贵进行了细菌培养、动物接种等实验，从医学上证明了该患者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于鼠疫菌引起的败血性感染。

　　同时到常德进行工作的还有鼠疫专家、国民政府卫生署外籍防疫专门官员Pollitzer博士他经过独立的调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军飞机攻击直接有关的结论。在向中国政府卫生署署长提供报告之后，Pollitzer 博士通过一些途径向世界公布了这一事实。他认为“鼠疫不可能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常德”。从日军播撒东西到发病只有8天时间，“从落下物中现生出的形态上同鼠疫菌相似的细菌”，是“极为有力”的证据。更为重要的是Pollitzer博士在当地捕到的老鼠身上“发现了印度跳蚤”，而他认为湖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跳蚤。在Pollitzer博士的推动下，英国《每日电讯报》刊登了《倭国发动细菌战》的文章；《旗帜晚报》报道了Pollitzer博士解剖感染老鼠的报告。《战争与恶疫》第五章松村高夫

　　陈文贵和Pollitzer的报告是严谨而无可置疑的。美国和英国利用自己的独立情报网获得了中国受细菌武器攻击的相当准确的情报。

　　在确信细菌战攻击为真后，美国的反应是立即行动起来，开发自己的细菌武器。1942年夏天美国联邦防卫机关设 “战争研究部”WRS，出台了大规模研究化学武器的计划，同年，由3名专家独立地就细菌战问题写出了90页的报告，报告指出：“看来倭国对中国实施的细菌战……已不仅是业余爱好的运动了”。

　　1943年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在迪特里克堡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两处实施大规模研究计划。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和原子弹开发计划一样，是美国战时的两项最大的研究计划，一直到战争结束很多年，这两个计划都是保密的。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比倭国人晚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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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35  只看该作者
日军销毁731部队罪证
　　　“我代表参谋次长传达一下他的意旨：请永久性地从地球上销毁所有的证据物品。”(参照太田昌克著：《731免责的系谱》35页)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国B29轰炸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一种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时代宣布到来。
　
　　3天之后的中国境内，苏联军队向南推进。很快部队就发现了奇怪的事情：“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完好无损，但郊外的孟家屯却成了一片废墟；工业城市奉天没有任何损伤，但几个被日军隔离出来的地点却被炸得体无完肤；哈尔滨纹丝不动，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墙无法炸毁外，其余的都被彻底摧毁，一片废墟。

　　更为异样的是，这些废墟里成千上万只老鼠窜来窜去，还有大量的兔子、黄鼠狼等，无人看管的病牛羊、驴子、骡子，还有几百只猴子四处乱窜。

　　瓦砾的下面，是无数的动物和人骨，头发、衣服的碎片和阵阵恶臭。

　　没有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件，当地居民只知道这里曾经住过倭国军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关于高高围墙里的恐怖传说在老百姓中间流传，但谁也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一切行动都开始于苏联红军进攻的那一刻。

　　8月6日凌晨，倭国关东军的石井四郎中将就接到了大本营发来的命令：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倭国。

　　苏军进攻的3天后，哈尔滨的731部队平房区，就大火冲天并伴着阵阵恶臭。

　　监狱里关押的人全部被杀害。他们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是被用来做人体实验的“材料”。当时被收容在四方楼监狱里的有400余人，估计全部是用氯气杀害的，并就地在建筑的天井中焚尸，然后装在草袋中，大部分运往流经哈尔滨市的松花江，丢入江里。

　　731部队所有的人——50余名医生用部队轰炸机首先运回倭国国内，队员包括下士官兵、护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车撤退。

　　12日傍晚，石井四郎因被要求提交731部队已被破坏的照片证据，故从上空拍摄了破坏的残迹，然后将底片送往大连冲洗。(材料来自近藤昭二著《细菌战部队》)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原子弹，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发明了原子弹这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但另一种不亚于原子弹的杀戮武器：细菌、化学武器，却因为这样的全面销毁而不为人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性甚于原子弹的历史，由此成为一个难解的谜。

　　伯力审判：秘密惊泄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在苏联伯力城，前倭国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等12名战犯接受审判，这就是著名的伯力审判。在12名战犯慢吞吞的、记不清楚的、故意省略的叙述当中，军事法庭的审判长们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他们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他们繁殖鼠疫菌用来做武器；

　　他们在馒头、饼干、巧克力里注入细菌；

　　他们的焚尸炉日夜运转……

　　他们从1931年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的14年间，在中国恣意地用活人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生产，并将其投入在中国和亚洲的战争。

　　除了山田乙三，这12名战犯还包括：

　　梶塚隆二——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中尉，1914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最后作关东军医务队长。

　　高桥隆笃——化学兼生物学家，兽医中将，1928年帝国大学农业系毕业，最后任关东军兽医处长。

　　川岛清——医生兼细菌学家，军医少将，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曾任关东军731生产总长，最后任倭国关东军第一战线司令部军医处长。

　　……

　　从这些人简单的经历中，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数是倭国高等学府学医出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医生兼细菌学家。

　　医生的职业是救死扶伤，医生的天职是救人生命，但是这些医生却是以极其怪诞残忍的手法将人杀害，并且制造出细菌武器去杀害更多的人。

　　“是我准许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在审判中承认。

　　作为关东军的最高司令长官，山田不仅准许活人实验，而且直领导并多次到731部队和100部队视察。

　　事实上，山田是最后一任关东军总司令，从他的两届前任开始，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就一直在进行着。

　　事实上，至今也没人知道有多少人被用作了实验材料，有多少人活活地在731部队人体解剖台被解剖了。

　　被告川岛清供认：“第731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去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

　　如果按这个数字推算，1931年到1945年，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开发细菌武器的14年间所杀的人近万。这还仅仅是731一个细菌部队，在中国，还有100部队、还有设在北京的1855部队、设在南京的1644部队和设在广州的8604部队，这些部队统统用人体作实验，其数额之庞大和手段之残酷，真是无法估计。

　　圆木

　　被用来做实验的人统统取消了名字，代之以“圆木”的称呼。关东军源源不断地将活人“特别输送”到731部队。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一组，一上一下相对地捆在草席中，用“一根两根”来计算。他们大多数是抗日的中国爱国人士。

　　731部队所需要的圆木源源不断地被运送来。在731部队内设有拘禁犯人的特别监狱，其中所有要用来受实验的，均被严加看管和隔绝；“为了保守秘密起见，本部队工作人员通常都把他们叫作‘木头’。”(伯力审判案卷第3卷，第146 页川岛清)。

　　在实验室内用活人作对象的实验，是由731部队第一部进行的。1941年7月到1945年2月，在731部队第一部工作过的古都曾兼任过第一部部长职务，是731杀人工厂最核心的人物。

　　第一部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最有效的细菌战武器，并将研究所得的最终结果用于细菌武器的制造。

　　以下不完全的细菌被用来研制细菌武器：鼠疫、伤寒、副伤寒、霍乱、坏疽、炭疽等等。

　　对“圆木”的伤寒实验是这样进行的：“我预先准备了1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1公升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就分给约50名中国犯人喝了。据我所记得的，他们都是战俘，其中只有几个人事先受过预防伤寒病的注射。”(伯力审判案卷第5卷，第308页)，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伤寒病。

　　就是感染了细菌不死的人，也要接二连三地进行实验，“直到因传染病死去时为止。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法，对已受传染的人也曾加以治疗，也给他们吃正常的饭食，等到他们身体完全恢复后，就把他们拿来做另外一种实验，用另一种细菌传染他们。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川岛清案卷第3卷第60页)(《伯力审判》第17页 )

　　鼠疫炸弹

　　用活人摹拟野外战斗条件，先把活人--绑在打靶场内的铁柱上，然后用细菌炸弹炸他们。

　　室内的人体实验制造出了细菌武器，需要知道它们在战争中的实际作用，于是就用活人来摹拟战斗的场面。

　　设在安达的实验场是石井四郎经常光顾的地方。石井四郎在731部队配有飞机，他经常亲自驾驶着飞机飞到安达，进行各种各样的细菌武器实验。

　　由于空气阻力和高温的缘故，像赤痢菌、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和鼠疫菌这类细菌都不大坚韧，完全暴露在高温高压之下几乎百分之百都会死去。于是石井就发明了“石井炸弹”。

　　伯力审判的证人濑越证实他见过这种炸弹。

　　这是一种陶制的炸弹，“先弄来一些泥土，将其碾成土粉，掺上水，然后将其制成具有必要密度的泥浆，把这种泥浆灌进特制的石膏模型内去，这模型是炮弹样式的。因为石膏能吸收水分，于是这泥浆外层就干硬起来。以后把石膏模型取下来，并把里面剩下的泥汁倒出来，就得到炮弹壳样式的陶器。然后把制好的炸弹壳，放到特备的炉里去烘干。这种炸弹长达七八十公分，口径为120公分。”

　　炸弹壳里放的是装有鼠疫跳蚤的磁瓶子。炸弹壳是陶制品且很薄，只要放上很少炸药就能引爆，而且爆炸力不大，跳蚤就不会因为高温而死亡。

　　这种炸弹被命名为“石井炸弹”。

　　石井炸弹除了“鼠疫炸弹”外，还有霍乱、伤寒、副伤寒、炭疽等等。

　　“……1945年1月间，我曾在安达站附近第731部队打靶场上，亲自看过……在10个中国战俘身上进行坏疽病传染的实验。这10个被俘的中国人被绑在各距10至20米的柱子上，然后就借电流爆发了一颗炸弹。结果这10个人都被带有坏疽菌的榴霰弹所炸伤，一星期后他们全部痛苦万分地死去了”(西俊英案卷第7卷，第113页)。

　　惨死者的尸体就在第731部队监狱近旁特别装设的焚尸炉里被焚化了。

　　“此外，1945年1月，由我亲身参加以10个中国战俘进行的传染坏疽病的实验。实验目的是要查明在零下20 ℃的严寒天气下可否用坏疽病进行传染。

　　这次实验的过程如下：把10个中国战俘绑在柱子上，距装有坏疽菌的开花弹达10到20米远。

　　为了不让这些人立刻被炸弹炸死，就把他们的头部和背部都用特种金属板和厚棉被掩盖着，双脚和臀部则露在外面。电门一开，炸弹爆炸了，带有坏疽菌的霰片落到受实验者所暴露的身上。结果全体受实验者的脚和臀部都受了伤，他们经过7 天惨痛之后都死去了。”(西俊英受审记录，1949年12月6日，伯力城)

　　石井认为有效的方法还有将霍乱菌、赤痢菌、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直接感染到菜蔬、水果、鱼类和肉类上。对细菌战最适宜的菜蔬，是叶子多的，例如白菜；块根类由于表面平滑，较少适用。把细菌注射到水果一类的食品内去，要比把细菌染在水果外皮上的效力大些。

　　于是就有了巧克力细菌武器和瓜果细菌武器。

　　这些有效的武器都被用在对中国平民的攻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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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40  只看该作者
　天皇的杀人工厂
　　　石井四郎只是这座人间地狱的大管家，天皇才是它的主人。

　　“但丁的《神曲》中，把地狱分成9层，在平房，石井四郎把他造的地狱分成8个部门。”

　　石井四郎的8层地狱，有的是有编号的，有的根本就没有，那些没有用数字表示的，是　最黑暗最隐秘的部分，比如关押用来作人体实验的“圆木”的监狱。

　　1936年，哈尔滨近郊的农民接到平房警察驻所限全体村民在一个月内迁出的命令，而在迁出时，警察则将部分房屋点火焚烧。拥有110余年的村庄历史至此结束，石井四郎的杀人工厂就此开始建造。

　　“第731部队是奉倭国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命以及关于该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圆章，以示签署。”梶塚隆二受审纪录摘录，《伯力审判》第87页

　　战犯川岛清在伯力受审时说，“……这部队在刚一成立后就正式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它名义上是经管关东军部队内水料消毒和供应以及防疫事宜。关东军内部把它称为“满洲第731部队”。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除了在名义上担负的职务以外，还担负有别的、秘密的任务。

　　随着该部队研究工作的加紧、作用的增大及其工作重要程度的提高，就必须增加部队员额，扩大其实验和驻地范围了。

　　由于这个缘故，倭国天皇就于1940年颁发了一道新敕令，责成把部队内主要部分移到哈尔滨城南约30公里处的平房区，部队内的基本活动，如研究、试验和生产事宜，都在那里进行。准备作为第731部队驻址的平房区中的全部建筑工程，约于1939年开始动工，而到该部队迁去时均已完全竣工了。

　　这样一来，1940年，留在哈尔滨的只是专管防疫和医疗事宜的诸部，而其余从事有关准备细菌战工作的各部则都迁入平房站去了。

　　“1941年夏季，石井将军在自己办公室内同本部队负责工作人谈话时，说明过倭国军事当局为什么要成立像第731 部队这样一种研究机关的原因。”细菌战战犯、倭国医生兼细菌学家梶塚隆二说，“当时他说，倭国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倭国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种。此外，石井还指出，所有各个强国都在这方面进行着相当的工作，因而倭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应当落后。”

　　石井曾公开宣称：细菌战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战争手段，在未来战争中必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

　　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早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国家。

　　细菌武器计划被当作倭国国家的战争计划实施着。1936年初建造平房731工厂的年度预算曾经达到人力费300 万日元，各支队20—30万日元，试验研究经费600万日元，石井一年掌握的经费是1000多万日元，而他那时只是一个关东军军医部的中佐。

　　不仅仅是一个731。倭国在关东军防疫供水部(731部队、哈尔滨)的基础上，到1940年为止在中国组编了北支那防疫供水部(1855部队、北京)、中支那防疫供水部(1644部队、南京)、南支那防疫供水部(8604部队、广州)，在1942年组编了南方军防疫供水部(9420部队、新加坡)，这些部队下设几个或十几个“支部”(括号内是部队番号和本部所在地，后面将用部队番号代表)。

　　每个细菌部队，就是一座杀人工厂。

　　在石井四郎的地狱里，第一层研究部，主要从事研究和培养被认为对细菌武器有用的细菌，包括但并不限于：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炭疽、鼻疽、春风和气性坏疽。

　　这个部拥有任何世界级的研究所都羡慕的研究设备。主要设备是4个制造细菌培养基的容积各一吨的罐。14个培养基灭菌用的自闭缸(生物压力锅)，自闭缸内可容纳石井自己设计的细菌培养器30个，这种生产的量是巨大的。

　　第一部还负责管理7号楼和8号楼，即关“圆木”(实验用活人)的监狱。

　　第二部是平房的实验部，该部研究人员主要进行各种细菌炸弹的试验和测试。

　　1949年，口岛清少将在伯力接受审判时说：如果第一部和第二部全力制造的话，两个部门每月可以生产300公斤鼠疫，还可以生产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者1000公斤的霍乱菌。

　　最有效的是鼠疫跳蚤

　　这些跳蚤每一只都是有效的。只要跳蚤叮咬了人，就会将鼠疫准确无误地传染到人的身上。

　　在所有的细菌武器里，石井四郎认为最有效的是鼠疫菌。但是鼠疫菌直接撒播的效果并不好，所以要培养带鼠疫菌的老鼠，再让跳蚤们吸了受鼠疫感染的老鼠身上的血，然后去咬人。

　　为大批繁殖跳蚤，第二部建设了4处专门的房舍，里面经常保持着30摄氏度的温度，用来繁殖鼠疫跳蚤。

　　731部队有4500个跳蚤培养器，一个培养器在一个生产周期可以培养出约10公分大的3万个跳蚤，各支队和其他细菌部队除外，单石井的731就有45公斤带鼠疫菌的跳蚤的生产能力。

　　为了能够更多地生产出这种致命的武器，石井1945年的计划是用300万只老鼠，将跳蚤生产量提高到60公斤，尔后更提高到约200公斤。在731部队的海拉尔支队内，1945年夏天就养了13000只老鼠。

　　这些跳蚤每一只都是有效的。只要跳蚤叮咬了人，就会将鼠疫准确无误地传染到人的身上。

　　苏联伯力审判庭得出结论是：“法庭检验委员会确定，在总共不过几天的一个生产周期内，单只第731部队内的此种装备，就能出产不下3万亿微生物。检验委员会强调指出，若按生产期限说来，此种细菌产量应认为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强大的细菌出产量，就使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人员曾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各被告在口供中说用公斤来计算细菌数量，须知他们所指的是直接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浆状浓细菌体的重量。”

　　苏联生物和检验家计算，几公斤重量的细菌胶状体就相当于数千万个专门用作细菌武器的跳蚤。而这些跳蚤能在城市乡村引起鼠疫的流行，其杀伤力无法估计。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总结战争中的非常规手段使用给人类毁灭性打击的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于1925年 6月形成了日内瓦协定，协定中有“关于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或类似气体以及细菌学手段”，细菌学战争手段被明确禁止，倭国是该协定的签字国之一。

　　但是黑死病在日军的死亡工厂里大批制造出来之后，就开始了向中国大地上撒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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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41  只看该作者
倭国军医生杀人及其“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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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7月07日10:49 南方周末

　　他们是人也是魔鬼

　　“在通常的社会中，这些人决不会去杀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因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痛苦的人。人体实验明明是件坏事，但是正是这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们在干。”
　　
　　从1931年到1932年倭国占领中国东北开始，到1945年8月倭国投降，倭国的“科学者”在“满洲”整个区域范围内进行了细菌战(BW)和化学战(CW)的研究。在倭国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下，这些“科学者”在“满洲”建立了很多秘密基地。在其占领期间，倭国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

　　而在倭国，大批医学院校的学生、医学工作者奔赴“满洲”。“对医生来说，能用活人进行人体实验，是具有魅力的，首先是京都帝国大学，随后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青年医生或骨干医生奔赴平房，平房的倭国人，包括家属，1942年多达3000 人左右。后来因调往南方战线的人不断增加，1945年战败时减至1700人。”

　　石井调动了倭国所有大学的力量。后据731部队成员内藤良一回忆，倭国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均与石井的研究有某种关系。

　　他们有优于一般军官的待遇。他们常常乘坐飞机到哈尔滨的平房或者南京的1644细菌部队，进行他们所需要的人体实验，将“圆木”从特殊监狱里提出来，在解剖室、野外的实验场进行人体实验，然后把人杀掉。

　　在完成他们的工作，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据后，他们乘坐飞机再飞回倭国。

　　在这里，你必须学会杀人。“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是‘为了国家’，或‘为了公司’，大多可以去做……同样是杀人事件，发生在日常中就不会有什么收益，但如果是在科学研究上，就有可能从中获得新的发现，产生划时代的突破，从而给全人类带来利益。这种情况下，取得这样成果的人物，当然也名声远扬。”

　　没有了心理上的障碍，没有了道德上的负疚感，于是那些以科学名誉，以为人类造福的名义的杀人者们，想要人的哪个器官，就可以得到。在平房的每个实验室里，墙壁上都醒目地挂着一块大揭示板，一名技术人员每天都在这块揭示板上记下如下数据资料：“某月某日，圆木3条，某号某号，注射某和某xCC；我们需要肝脏x个”等等，于是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就去7栋或8栋，命令卫兵按数供应所需要的“圆木”。有些实验需要把材料(活人)倒挂起来，确定人的窒息死亡时间。还进行把空气注入人体，测定栓塞发生的速率实验。在其他的实验中，还把马尿注入人的肾内。

　　种种杀人的方法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通常的社会中，这些人决不会去杀人。他们是那种即使是因交通事故伤害他人都会感到痛苦的人。人体实验明明是件坏事，但是正是这些有思想、有辨别能力的医生们在干。”

　　杀人医生的战后事业

　　王选追查的82名细菌战战犯全部在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仍然担任要职。

　　他们并不忌讳他们的杀人课目。这些杀人者在细菌部队活动的全盛期和战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只不过在公布活人体实验的数据的时候，稍加掩饰，用“满洲猴”、“长尾猴”来代替。

　　这些细菌部队工厂里经过重要训练的人，战后大多数应用在细菌工厂获得的专门知识，成为在倭国生物科学领域的杰出领袖人物。

　　1989年东京版的大众杂志《DAYS JAPAN》第6期上登载了一篇名为《黑色的血液和白色的基因》的文章，讲的是战后为倭国经济创造奇迹的人的故事，里面有数十名科技界人士的照片，他们都是倭国绿十字血液公司的创立人，其中有倭国著名的“防疫药品研究所”9位前任所长的照片。

　　“经过仔细阅读你会发现，这篇文章使那些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与在中国进行的人体细菌实验之间的关系暴露无遗。这些人在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东京或京都帝国大学，又都是731部队队友，这些优秀的科学工作者每个人都在平房或731部队在满洲的其他支队的杀人工厂里接受过重要训练。”

　　绿十字公司不是惟一的使用731部队成员的企业，也不是惟一的使用731部队专业技术的科研机构。在战后，731 部队的很多成员成为倭国大型制药企业的雇员，并成为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金泽大学、昭和药科大学等等都有731部队的成员任教。

　　王选对此有一个调查，她搜集倭国、英国、美国、加拿大发表的研究文章，对战后未受惩罚的作为医学者的倭国细菌战战犯，将其生活工作的情况梳理了一遍，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战后，这些人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并在倭国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王选追查的82名细菌战战犯全部在政府部门、军事部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医院、医药企业中仍然担任要职。其中731部队气性坏疽、炭疽班班长植村肇现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1644部队金华支队支队长山下喜明现为厚生省新检疫所所长。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因为“杰出科学成就”而获得倭国国家授予的最高荣誉，还有人赢得了国际声望，取得了众多著名大学的荣誉学位，其著作被许多学术机构引用；而他们在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或是无人知晓，或是被置若罔闻。

　　几乎所有的人都“封了口”，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有成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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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42  只看该作者
美国的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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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美国感兴趣的是人体实验

　　“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伯力审判揭示的秘密，引起了国际军事法庭的注意，国际军事法庭曾要求当时在东京审判会上代表中国利益的美方控告人，要他们提供出有关“多摩部队”(细菌部队)罪行的更　详细材料。

　　但是此要求没有得到美国的回应。相反，伯力的情况引起美国的惊异。

　　在美国的要求下，国际法庭中苏方控告人将川岛清和柄泽十三两人的书面供词，即最能反映日军用活人来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731杀人工厂内情的材料，交给了美国主要控告人季楠。

　　但是美国方面一片沉寂。

　　美国的态度非常鲜明：“是否使用化学武器，是否实施细菌战的判断基准，显然并非取决于和平主义者的反对声音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它们作为武器的可能性。”美国的细菌战计划的科学家们回答。

　　美国细菌战计划虽然比石井四郎的晚了12年，但发展得迅速惊人，最高峰时全美细菌战设施拥有约3900名工作人员，这比731部队人员最多时多了25%。细菌战计划是美国历史上第二重要的战时科学计划，所有经费全额提供，仅次于曼哈顿的原子弹计划。(《死亡工厂》第253页)

　　“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对细菌战既无防御能力也无报复能力的话，敌人对我们实施细菌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为了充分了解细菌战被实施的可能性，从防御、攻击两方面对细菌战进行调查是十分必要的。”(《细菌战：战争中病原体的使用》，摘自《军事医学》72卷、1993年3月第3号18页，美国陆军化学战部局医疗部主任雷恩·A.福克斯少校)

　　这就是美国动用细菌武器的理由。这个理由充分而必要，正如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一样，这是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的。至于谁受害，多少人因此而丧命，则是和平主义者讨论的问题。

　　“如果那场战争打得更长的话，美国会实施细菌战计划吗？答案是：‘恐怕是会的’。”(《死亡工厂》第258页 )

　　美国细菌武器研究能够赶上倭国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像倭国一样用人体进行实验，而用动物来作实验，就很难掌握一种细菌武器对人体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早在苏联伯力审判之前的1945年，也就是战争刚刚结束时，美国4次派出细菌战调查官墨瑞·桑德斯、阿沃·汤普森、诺伯特·弗尔，爱德温·希尔先后赴日寻找石井四郎进行调查。

　　美国获得石井四郎人体实验的数据是第3次的弗尔报告(1947年6月20日)和第4次希尔的报告(1947年 12月12日)，而在此之前的两次调查并不成功。

　　倭国在从中国撤退时，石井四郎曾对部队成员下达了如下命令：“绝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你在731部队的所见所闻，要将这一秘密隐瞒到死，也要隐瞒你是731部队成员的事实。”

　　大部分的细菌战部队成员，不仅是军官，低层的部队人员遵循封口命令，没有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体验到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

　　对于美国人来说，石井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体实验，而其他的研究都是次要的、不值钱的。

　　8000多张幻灯片，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报告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片，描述人体器官病理变化的数百张彩色绘图，这3本报告有两本长达300页，一本长达700页。如此等等令人发指的东西，如此确凿的犯罪证据，美国欣然接纳。

　　希尔向美国报告：“一般而言，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倭国所研究的用于细菌战的病原体中，只有两种是有效的，那就是炭疽菌和鼠疫跳蚤。”

　　美国获得了鼠疫细菌使用量的最精确数据：“已查明，MID(鼠疫)50通过皮下注射时为10-6毫克；通过口腔感染时为0.1毫克。在10秒钟内吸入每CC含有5毫克鼠疫菌的空气时，有80%受到感染。”

　　这些数据，美国只花了25万日元就将其收入囊中。而这是“倭国科学工作者以数百万美元巨资和漫长岁月所获得的资料”，“这种情报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是无法获得的，因为我们对人体实验心怀疑虑”(希尔语)。

　　最后的问题是：弗尔怎么会成功？

　　石井为躲避美国人的追踪曾经装死。1945年11月10石井特地发了讣告，并请和尚做了法事，从此就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后来，石井被美国情报人员挖出来后，他和他的密从一直和美国人打着太极拳。

　　对于石井和他的旧部来说，隐瞒是有组织地进行着的。和美国人进行周旋的是陆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负责人、细菌战部队暨石井机关的要员内藤良一。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积极地公开，但“除了タ和ホ之外”。倭国细菌部队接受调查的成员都收到了内藤良一的指示。“ タ”指的是用于人体实验的俘虏“圆木”，而“ホ”是指鼠疫跳蚤。“夕”和“木”都是当年细菌部队通行的暗语。(参照1998 年8月15日的《信浓每日新闻》)

　　1947年5月8、9、10日，弗尔和石井进行了关健性的会谈。会谈在石井东京的家里进行。

　　弗尔告诉石井：“底特律(美国细菌战研究机构)方面感兴趣的是技术科学情报，而不是战争犯罪。”

　　石井说：“如果你能对我的上司、部下以及我本人提供书面免责保证的话，我可以向你提供所有的情报。”

　　于是，美国和石井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中国和中国的死难者都被摁入黑暗之中，还有人类的正义、良知都被肮脏的带血的破布包裹着扔进了历史的黑暗角落。

　　美国与倭国的交易

　　关于细菌战犯罪，提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就这么一次，前后不到10分钟，这个问题就永远过去了

　　1945年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抵日。

　　9月11日，麦克阿瑟下达了逮捕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的逮捕令。

　　但是细菌战所有人员都逃脱了战争犯罪的追究。1946年5月3日开始东京裁判，细菌战的执行者没有一人出现在被告席上。

　　1946年9月，莫瑞·桑得斯主持细菌战的调查。1946年年初，细菌战的消息走漏到美国新闻界。1月6日美国《太平洋星条旗报》和《纽约时报》刊登了日军在哈尔滨做人体实验的报道；6天之后，《纽约时报》再次登载了美联社的消息：“那位据说曾在满洲指控把美国和中国战俘当作实验豚鼠做人体实验的石井四郎中将，今天被美国对敌情报当局政令逮捕受审。”

　　美国当局对这些报道大吃一惊，立即阻止了媒体的继续报道。美国情报人员拜访了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要求保证不再报道这一类情况。

　　曾经有过一次暴露的可能。

　　东京战犯首席检察官约瑟夫·B.季楠的助手莫罗上校，曾注意到细菌战的问题，莫罗认为是“应该可以证实的倭国人的惊人的暴行”，并提醒首席检察官季楠，他此前曾写报告给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调查部，“要求如可能安排对石井将军的审讯”。

　　几天之后，莫罗就飞往中国去收集有关的证据。他将发现的重要材料书面报告给季楠。

　　但奇怪的是，此事并没有引起应该有的反应，而莫罗却突然被调回国。

　　1946年8月29日，远东国际法庭发生了大震动，曾作为中国检察官助手的美国人戴维德·色顿突然提到了用俘虏作人体实验。“色顿的陈述使法庭大为震动，为了维持秩序只好休庭。审判长澳大利亚人威廉.韦伯向色顿发问：‘你指的是投毒吗？你想提出更多的证据吗？你在我们法官面前提出的是新的事实？’韦伯稍顿一会又问色顿：‘让此事过去怎么样？ ’色顿答道：‘好的，就这样办吧’，该问题从此再也没有提起。”

　　关于细菌战问题，提到远东国际法庭上就这么一次，前后不到10分钟，这个问题就永远过去了。

　　为什么莫罗突然被调回国？为什么季楠看了莫罗的报告没有基本的兴趣？为什么法庭上仅仅就提了那么一次？这些都无法说清了。但是美国竭力掩盖却是一个事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彰显出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人，半数以上都与倭国细菌战有关，另外有超过5000以上的人都曾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细菌计划。这中间有一个保持沉默的真正阴谋……在东京战争犯罪审判中受这个问题影响的6个同盟国的检察官们，对自己所知的事情保持了沉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隐瞒这一阴谋——说这是阴谋决不是恶意或是夸张的——从倭国战败到东京审判结束的3年间一直被持续着……并且，……从那以后又一直被持续下来。”(彼特·卡尔伐科瑞希、加艾·文特、约翰·普得查特《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过程》第1201-1206页)

　　倭国和美国完成了他们的交易。美国获得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成果”，倭国获得了免于追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 731部队的有关者的战争罪责。

　　美国隐瞒了倭国细菌战，使所有的战犯没有得到追究；美国又将从倭国得来的细菌战成果用于朝鲜战争。

　　1952年，在奥斯陆世界和平评议会执行局会议上，决定调查有关在朝鲜和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ISC)。ISC 调查团成员特赴平壤会见了正在朝鲜协助防疫工作的陈文贵(当年国民政府的细菌专家，常德细菌战报告者)，陈文贵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和经验向ISC指出：美军在朝鲜使用的细菌武器和日军在常德使用的“极其相似，而且规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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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5-7-8 00:43  只看该作者
逝者与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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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石井四郎，我是王选，你犯下的细菌战的罪行，现在开始，中国人民和倭国人民要用行动对你进行审判！要靠人类的进步审判你。”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关于细菌战纪录片中的一个镜头。片中，一个一袭黑衣的中国女人，在一个阴雨天里，在石井四郎的坟前，用日语发出这样的宣言。

　　流血的历史伤疤
　　　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

　　如果没有回到家乡崇山村从事细菌战诉讼的调查，王选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叔叔死亡的真相，无法把几十年前父亲由于悲痛而难以说出口的话题续上。

　　在一幅巨大的鼠疫流行情况的示意图上，标号为122的地方就是崇山第一例染鼠疫死亡的王化樟的家，王选家恰在 122的隔壁，鼠疫也就这样传到王选家。

　　13岁的叔叔逃到临村的亲戚家。那时，他总会去祠堂里看望一个得了鼠疫的妇人，这么小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害怕，直到有一天他嚎啕大哭着跑了回来。村里人说，“叔叔可能看到了最惨的一幕，那个女人的胳膊已经不知去向，她被倭国人肢解了。”

　　“夜里叔叔就发了高烧。村里人赶叔叔走。亲戚找了一块门板，把叔叔抬到崇山村的野地里。正是寒冬，下着雪，叔叔身上烫得不敢碰，十多岁的孩子呆在野地里，又冷又饿，没有一个人去接近他。

　　“叔叔死的时候凄唳地叫了一夜，最后整个人蜷缩成了一团，变成黑的。”

　　王选生于和平年代，对那场战争原本没有什么概念。然而现在，战争却突然之间出现在她和那些调查者面前。在衢州、义乌、常德……所有的一切都从记忆中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淡化和消失。

　　还有糜烂60年的伤口，那是炭疽——一种永远不会死的细菌造成的伤害。一旦它侵入人体，就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黑色的溃疡，不断扩散，腐骨蚀肉。没有语言可以形容那种对心灵的撞击，那会让所有的理性和感性都失去意义。

　　80岁的浦江黄宅镇柳宅村柳木水老人，是村里炭疽的最后见证。倭国记者森正孝去拜访他时，他住在又臭又暗的房子里，没有人敢进他的屋子。两个月后，当凤凰卫视的记者再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那只烂脚已经截肢了，因为再不截掉就会危及生命。

　　在金华，当王选看到一位烂脚的老人只能用一张扑克牌保护着溃烂的伤口时，她的眼泪汹涌而出。难道没有人给他一点纱布，一点药水，而不至于用一张肮脏的扑克牌？

　　两次去看望老人的细菌战原告团秘书何必会说，“战争中死去的人反而成了幸运者，活着的人终身拖着不能愈合的伤口，忍受着永久的精神折磨。他们被忽略了，就是从人道的角度，也不应该让他们这样生活下去。”

　　面对这些悲惨的故事，王选常常想起自己曾经居住的倭国：“整个倭国是那么地干净、安静，战争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好像是你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提战争，就是你有病。”想到这里，王选就会觉得有一股冷气往头上冒，人类真的是那么健忘？

　　崇山村人要告倭国人

　　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人们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村的200多村民通过倭国驻华大使馆向倭国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倭国大使馆。但这些索赔大都杳无音信。索偿诉讼在两国之间隔着层层壁垒，这种状况直到和平运动在倭国兴起才得到改善。

　　上世纪80年代，倭国和平运动开始在倭国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让倭国人了解亚洲在倭国侵略下的受害真相。倭国的战争补偿问题，也就在这个时候凸现了出来。与德国相比，同为战败国，德国战后认真履行了赔偿义务，到1999年底已向有关国家支付战争赔偿650多亿美元，并且还将继续赔偿到2030年底，而倭国战后只向韩国、印度、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赔偿了6565亿日元(折合18亿美元)。

　　战争赔偿不仅仅是经济补偿，它除了要求谢罪、追究真相、公开资料、教育等等，还涵盖了除法律责任之外的历史、道义、人道和政治上的责任，这种个人补偿被认为是国家政府之间没有解决的，实际还遗留着的问题，甚至与战胜与战败无关。这就是所谓的“良心”、“人道”、“公理”。

　　在8年的欲告无门之后，花冈事件幸存者及遗属状告当年的加害企业鹿岛组，1995年终于成为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的第一案。此后，中国人也开始像亚洲其他国家的受害者一样，发出了自己的索赔要求。

　　北京大学历史教授徐勇认为，“战争索赔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倭国侵华战争后许多遗留问题都显露了出来”， “大家才发现在战争时期竟然发生过那么悲惨的事，而它们一直遗留到今天，使历史问题成为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崇山村人也要告倭国政府。在崇山村，60年的历史并没有翻过去，它和今天的生活活生生地搅和在一起。活着的老人知道很多，他们可以指给你看当年日军烧村子的界线，可以指给你哪一个人得过鼠疫，谁家里死了多少人。老人会一代代地说，仇恨也会一代代地传。

　　1994年8月，崇山村的三个农民王化斌、吴利琴、王国强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在倭国国侵华战争中，日军在崇山村使用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人体实验所造成的伤害，要求倭国国履行“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一万多村民具名，寄到倭国驻中国大使馆。他们要揭露的是人类历史最狰狞的一幕，也同样是为了能了却一段宿怨。

　　进村的倭国人

　　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尽管诉状久久都没有消息，但王选陪同几个倭国律师进行调查出现在了崇山村。倭国律师愿意帮崇山村人打官司。

　　崇山村的人已几十年没有见过倭国人了，在老人眼中，鬼子就是魔鬼，就是恐怖的记忆。不过，王培根觉得，这是一个化解仇恨的机会，“把非人道的东西说出来，也是为了永久的和平”。

　　1993年8月，森正孝就是在王培根的帮助下得以基本弄清崇山村细菌战受害情况的。

　　王培根是崇山村人，在义乌的乡镇做党委书记多年，有丰富的基层经验。为了调查，他曾为森正孝找了一些老人，但不料人们对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却是一人一个说法。有说500的，有说上千的。王培根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多年党委书记的经验让他知道，这样的数字拿出去只能坏事，一点用都没有。

　　他回去就制作了表格，在表格上画上年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报告者、证明人，到街上自己掏钱打印，然后再复印了800张，每张5角钱。

　　崇山村有2个大队20个生产队，王培根就把村里的退休干部、教师，有文化的能写字的人都召集来，一共是12个人，让他们分片包干，进行统计。

　　崇山村一个叫王道曾的曾经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队里受过鼠疫训练，他提醒王培根，其他的死亡者不能混在这里面，倭国人的情报很厉害，宁可少一个，也不能因一个不实而前功尽弃。

　　王培根于是又用一张大纸抄录出来，贴在村子的显眼位置，让全村的人审核纠错。有的妇女只有姓，没有名，王培根就要求一定要查出她原来娘家的姓名，否则就只有去掉。

　　反复的纠错订正后，王培根让村上的一个文书，用钢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抄出来(当时电脑不普及，打印费很贵，王培根出不起钱)，又自己掏钱复印300多张。

　　这个数字交给了森正孝，他拿到倭国公布发表，这是崇山村在细菌战受害半个世纪后才得到的最准确的数字。

　　1996年，王选的适时加入，给倭国和崇山村架起了一座桥，有了王选这座桥，一切都变得畅通起来。森正孝在倭国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则带着律师再进义乌取证。

　　崇山村的老人信任王选，但他们也经常问她：和倭国人打官司？能打赢吗？打不赢为什么要打？国家都放弃赔偿了，为什么还要打？但王选明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除了身体的伤痕和生活的困苦之外，还有精神的创伤，这份创伤从来没有得到抚慰。

　　王选相信，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让她来做这件事的，这件事就是清算，替成千上万逝去的生命以及活着的人仍在忍受的煎熬清算。也许中国人清算比其他国家晚了许多，但这一天终究是到来了。　
　　　　　　　　　　　　　　　这是中国人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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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07月07日10:49 南方周末

　　2005年7月19日，关于倭国细菌战损害赔偿的审判在历经40多次开庭、近八年时间之后，终于将有一个结果了。

　　这场审判是在审判本世纪最大规模的国家犯罪之一，是在审判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残虐行为。虽然其结果可能亦如以往所有相类的起诉一样被倭国法院宣布“败诉”。然而，这场审判终于廓清了一段曾经被漠视、被某些人极力掩盖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不是我“要”赔偿，而是倭国政府“应该”赔！

　　几乎在所有对日诉讼的案件中，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半个世纪前，他们是受害者，是被奴役者，是被凌辱者。现在，他们是没有文化的，年老体弱的，又穷又苦的底层老百姓。对于外面的世界，他们毫不知晓。他们孤零零的，除了依靠倭国律师，他们没有可能与强大的倭国政府抗衡，他们只有被动地听从来帮他们打官司的倭国律师的，而不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在一些倭国律师眼中，中国和倭国的社会、法律、文化等存在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他们来讲，中国原告的一些要求在他们看来是不现实的，加上倭国律师本身行事谨慎，所以冲突常常有。”参与辩护团工作的中国律师刘惠明说。

　　王选在原告和倭国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但有时候沟通常常是用争吵的方式进行。王选的声音会忽然高起来，情绪激动，脖子上的血管暴起，眼睛直视对方，语言如爆豆般地迸出。而倭国律师通常是点头，外表表现得非常地客气和谦让，但让他们认同却非常地难，除非他接受你的观点。

　　关于诉讼请求，有的倭国诉讼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

　　“怎么不能提钱？不是我‘要’赔偿，而是倭国政府‘应该’赔！怎么关系都倒过来了？”王选和律师吵。要提钱，但不仅仅是钱。和王选吵架最多的是倭国律师一濑敬一郎，他说王选已经和他吵架100回了。而王选则说一濑敬一郎的“坏脾气”，只有她王选才可以忍受。

　　王选承认，自己常常用强硬的方式来争取认同和自己心灵深处的战争创伤有关。尊严与屈辱的较劲，她说，倭国人不会了解这些，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新一代，战争的记忆只在他们父辈那里。但作为一个受凌辱的国家的后一代，而且又比人家落后贫穷，那种受伤的感觉会时不时地冒上来。“和倭国人吵架，吵到最后，战争的阴影就冒上来了，尽管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2000年11月，当倭国律师与鹿岛建设在东京高等法院就花冈惨案的起诉达成和解，当国内媒体以花冈胜诉进行着宣传和报道之时，最早看到和解书的王选却立即明白这不是一次胜利，不是中国人想要的东西，而是倭国律师主持的单方面和解。当王选把和解书传到国内，被倭国律师认为是一个巨大进步的判决，却成了对花冈幸存者再一次的侮辱。

　　倭国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达到的目的也有不同。这对王选是一个提醒，中国人自己的官司，自己要知道要什么，王选决心不让这样的事在细菌战诉讼中发生。于是，她对倭国律师说，“给我一个位置”。直到1996年，王选还只是调查团的一名义务翻译，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王选毫不避讳地说，我是一条红线，只有我能把一粒粒散珠串起来，只有我能把中国的原告拧成一股绳，只有我能代表中国的原告。中国的原告不能108个人，108个想法，必须团结一致。

　　1998年1月20日，在义乌召开第一次原告会议的时候，王选就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官司，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十个月后，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就在义乌成立了。

　　王选曾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被认可的NGO，但却一直没有得到同意。不过，这却是一个真正的组织，它被180名原告所认可，它代表千千万万的死难者出现在倭国的法庭上，它的名声也在国际上渐渐产生影响，并为世界所认可。

　　1998年第一次开庭，王选就是以原告总代表的身份在法庭上作陈述的。

　　揭露是为了记忆

　　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正一个个地濒临死亡。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永远不能讨回尊严。

　　上世纪90年代，倭国注册律师只有18000人，但却有200多名律师义务参加到细菌战的诉讼之中来。

　　为了便于行动，倭国律师组成原告辩护团，一濑敬一郎被推为细菌战诉讼辩护团事务局局长，倭国律师公会理事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任原告律师辩护团团长。一濑在东京的律师事务所，成为诉讼的大本营，所有原告文书都是在这里制作的。

　　辩护团原来认为原告在30名左右较为合适，因为10名以下不足以说明问题，而50名又会导致前期准备工作过于庞杂。辩护团确定的原告条件是：由于细菌战身染疫病而幸存的人，以及由于细菌战而失去父母、或兄弟姐妹、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人。不料，一下子出来了108人符合条件的原告。

　　108人的工作是极其艰巨的。倭国律师是义务工作，常常只能利用休假。他们极其认真，仅义乌崇山村倭国律师就来了8次，律师调查团来了4次，会谈了54个家庭。他们一天的工作是12小时，晚上的时间则用来整理录音并把它们打印出来。有时候整理出来发现一次谈话不行，就接着重新来过。

　　1998年2月16日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在法庭上代表108名原告进行了陈述。为了这个千字发言，王选思考了一个月，有一个星期吃不下饭。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一个个身体蜷缩死于鼠疫的人，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眼睛。开庭前，她陷入了一种感情状态，手脚发硬，人也很难受，险些无法承担法庭陈述，但她最终还是站在了法庭上。

　　崇山村因细菌战死过人的208户，30个原告，在诉讼期间，已经有10人离世。能够见证这段历史的人在王选身边一个个地滑向死亡的深渊。

　　还有像王培根、王荣良这样的人，没有他们对细菌战的调查，就不会有这次的诉讼。

　　还有那些倭国人。他们做这件事，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到中国的调查全部的费用都是自己掏。不仅如此，还要受到倭国右翼的打击和排挤。

　　还有那个看管6个“试验材料”的松本博——他曾给那些做“试验材料”的中国人烟抽，想办法不让烟冒上去被人发现，和他们说话，在他说出邪恶之前，就已永远背负了罪犯之名。

　　……

　　王选说，虽然她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她没有想到自己心里的创伤是那么深。在整个过程中，她时时发现自己浮沉于自尊与耻辱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将有一个结果了。不揭露出战争的残酷性就没有正义和公道。中国人不依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力就永远不能套汇尊严。

　　记忆并不是为了恨

　　这是倭国法院首次在历史上认定这一战争犯罪。这就是胜利。

　　这是第一次对细菌战这种人间极罪的审判。也许原告律师的陈词、证人证言以及王选的陈述能让倭国法官潸然泪下，能让倭国政府的代理人面色铁灰，能让茫然无知的倭国人感知中国人的想法，但很多时候，这依然仿佛是场一个人或者少数一些人的战争。

　　从调查到审判，细菌战诉讼已经走过十年。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倭国。有时，中国原告实在无力承担就由王选一人出庭，她独自站在法庭上有18次。还有倭国的律师们，40多次开庭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一次次的开庭足以拖垮坚强的意志；一次次的败诉足以让最坚强的信念产生动摇；一次次的飞渡重洋足以让人囊中空空……

　　2002年8月27日，一审宣判。这一天，王培根专门准备了扩音喇叭，召集了原告和村民。美联社、路透社、BBC 以及倭国朝日新闻等十几家媒体也齐聚法庭外，能容纳120人的103号法庭甚至无法容纳赶来旁听的听众。结果并没有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败诉”。

　　王选疲倦沙哑的声音在崇山村的喇叭里响起：败诉，但我们胜利了，因为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被确认。在这场目前为止中国对日诉讼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诉讼中，中国细菌战受害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1997年8月10日，当朝日电视在黄金时间播出著名记者近藤昭二在中国细菌战受难地实地拍摄的纪录片——《隐秘在黑暗中的731大屠杀》时，许多倭国人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残酷的事实。虽然，片中表现出的中国人的愤怒与仇恨让许多倭国人不安，但他们不知道那些罪恶曾经的受害人，他们的权利意识才刚刚觉醒，而历史却没有结束，因为正义一直没有昭显，加害者没有得到惩罚，受害者的心灵没有得到抚慰。

　　虽然中国民间对日的一系列诉讼，慢慢撬开了曾经被视为钢铁般坚硬的禁区——刘连仁案突破了诉讼时效问题。福冈劳工案中，法院第一次承认政府和企业共同对劳工实施了不法侵犯行为，同时法院认定，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放弃了国家间的战争赔偿，个人还有请求赔偿的权利；2003年京都强制劳工案更是一举突破一直成为战后诉讼最大的法律障碍的国家无答责问题。

　　然而，诚如细菌战诉讼诉状封面所言明的：“审判，是要为死者恢复被剥夺了的‘人的尊严’；是要全面表明细菌战是怎样一种非人道的战争犯罪……然而，在战争结束60年之后，这场追寻真相的战争，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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